为什么要探讨研究古代书法？我借唐太宗在魏征去世时说的话来回答：“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题记

　　

　　一、甘肃古代书法概说

　　

　　我们站在书法史的角度，来数一数甘肃书法的“家珍”。

　　

　　在中国书法史上，从上古时期（殷商至秦代）的后半叶到中古时期（西汉至明代）的前半叶，即从战国到北宋长达11个世纪的时期里，甘肃始终扮演着领舞的角色，产生过辉煌的成就和十分重要的影响。

　　

　　〖这里说明一下，关于上古和中古的时期划分，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根据目前最高史学权威《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22卷本），上古和中古史的划分是以秦皇朝为界的，即先秦史就是上古史。中古就是秦皇朝直至1840年以前的满清皇朝。

　　

　　第二种说法，即采用欧洲历史的学说，世界上古史是世界范围内的原始社会与奴隶制社会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而欧洲的奴隶制衰亡是以公元476年为标志的。故此，公元476年之前是上古史，之后是中古史。由于我国对上古、中古的划分尚有很大的分歧，主要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划分问题，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最后确定。〗

　　

　　史前甘肃，不仅是华夏文明和中国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也是汉字及书法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孕育了汉字及书法的胚胎，早于西安半坡陶文千余年、继河南《舞阳龟甲刻符》之后的仰韶文化晚期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彩陶刻划符号，不但是中国原始文化的直接标志，而且是“先文字”和“书法始祖”的有力佐证，显示了甘肃先民的伟大智慧和文化创造力。

　　

　　夏商时期，是书法产生、形成的滥觞时期。甘肃尽管未发现有如河南、陕西等地那样规模的甲骨卜书，但从1978年出土于庆阳野林村的国内惟一所见的一件商代玉铭（系青白色礼仪玉器，长38.9厘米，宽8.5厘米，重346克，现藏庆阳博物馆。玉戈援部后端阑前纵刻“作册吾”三字。作册，官名，相当于史官；吾，私名。作册的任务是将宫廷的大事件记录下来，写在典册内。此玉戈当是商王赐予史官的赏物，史官吾刻铭以作纪念）《作册吾玉戈》（图1）
 

　　

　　图1商代作册吾玉戈铭

　　

　　和不少西周青铜器铭等来看，也证明书法产生、形成阶段留在甘肃的多种踪迹。

　　

　　两周时期，甘肃书法在整个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庆阳出土的《穆公簋盖》（图
 

　　

　　图2西周穆公簋盖铭

　　

　　《不其簋》（图3）
 

　　

　　图3西周不其簋铭

　　

　　《西周铜鼎》（图4）
 

　　

　　图4西周铜鼎铭

　　

　　《中生父铜鬲》（图5）

　　

　　图5西周中生父铜鬲

　　

　　天水出土的8枚西周象牙骨牌刻辞，礼县出土的被马衡认为“是印刷术中活字印刷的鼻祖”和学界公认“两周时期三大籀文代表作”之一的《秦公簋》（图6）
 

　　

　　图6春秋秦公簋

　　

　　（其他两件为陕西宝鸡出土的《虢季子白盘》《石鼓铭》）以及灵台西周墓出土的一批青铜器铭；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宣告古隶书体形成并成为新的母体的战国·秦《天水日书简》（图7；此处要简要地讲一下书体演变情况，见图8）,
 

　　

　　图7战国·秦天水日书简
 

　　

 

　　图8书体字体源流图

　　

　　以及《秦公铜鼎》《梁邑布铭》《战国蚁鼻钱铭》等，都充分说明甘肃的书法地位十分显赫。

　　

　　秦代是上古与中古的分水岭。秦代虽短，却是文字统一、书法整合的重要阶段。天水、定西和镇原等地出土的《家马鼎》《秦权》《诏版》（图9；诏版即秦
 

　　

　　图9秦代诏版

　　

　　统一度量衡向全国颁发的诏书（亦称令诏）铜版。在量、权、诏版上直接凿刻的诏书铭，就是秦诏书法。定西和镇原先后出土的《秦诏铭》内容相同，字形长方，大小、正斜、疏密不拘，虽为急就凿刻，但书体风格基本一致，刀笔刚直灵动，率意质朴，展现出天真烂漫的线条美感和自然、劲拙的书法特色。诏版铭文在秦小篆作品中是富有书法意味的生动佳构）等，铭文显示的天真烂漫的线条美感和质朴生动的书法特色，说明，它们在秦代书法以至包括先秦的书法中，都可谓最具书法意味的作品。

　　

　　甘肃书法在两汉的四百年里，以其绝对优势领先于全国。除十多件堪称“中国之最”（最早的纸上书法，图10）
 

　　

　　图10东汉古纸墨迹“待书来”

　　

　　的古纸墨迹外，数以万计的“甘肃汉简”所反映的小篆、古隶、分书（汉隶）、草、行、楷以及各种在变中的过渡书体，创造了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书体演变和形成的无比辉煌；经过1840多年至今完好保存于成县的《西狭颂》摩崖刻石等，在中国书法史上传唱了一首永恒的组歌。其他还有《新莽衡杆铭》等等。甘肃的两汉书法“已成为古代书法的海洋”。同时，产生了张芝、赵壹、梁鹄、仇绋、仇靖等名垂青史的书法家和书法批评家。

　　

　　从魏晋直到宋代，在这长达七百年的中古时期，甘肃进一步创造了中国书法的大戏长剧，数以万计的“敦煌遗书”，构成了无所不有的重大板块；截至目前发现中国最早的石窟纪年壁书——公元420年书题于炳灵寺石窟的《崔琳题记》，以及《大代碑》（图11）
 

　　

　　图11北魏大代碑

　　

　　《南石窟寺之碑》《王司徒墓志》《新路颂摩崖》《哥舒翰纪功碑》《承天观碑》《王母宫颂碑》《吴挺碑》以及《蜀汉铜镜铭》《弩机铭》《北魏铜造像铭》《北周天和六年铜造像铭》《铜虎符》等存留各地的大量刻石和铜器、漆器、砖铭、木刻等遗迹，足以说明甘肃书法在整个书法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同时，出现了以“章草宗师”索靖为代表的书法家，为甘肃书法乃至中国书法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创新作用。安氏家族几代人以刻碑而名的史实，也说明当时的书法，尤其刻石书法十分兴盛。

　　

　　隋唐两宋时期，甘肃的书法遗迹很少，存世的主要有《唐释迦牟尼佛造像铭》《嘉福寺宝珠铁塔铭》以及《刘备五铢》《西晋合背五铢》《隋五铢》《开元通宝》等历代钱币铭。

　　

　　公元11世纪后的金元时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吐蕃、党项、蒙古等民族政权轮番兴居，经济破坏较大，甘肃书法发展亦显迟滞，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态势。虽也产生了像傅慎微、余阙、边武等书法家，但除像《黑河建桥敕》《赵孟頫书赵世延家庙碑》等一些碑刻、摩崖书迹和《明昌铁钟铭》《金代铜镜铭》《佛朗机铳铭》及历代镜铭、钱币等吉金文字外，未能出现名显于史的书法作品。很显然，这无疑是文化南迁所造成的。宋元明清主要有等。民国时的吉金文字较少，至当代更是凤毛麟角。

　　

　　明清以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振兴发展，甘肃书法逐渐走出低谷，迎来一季新的春天，以《肃本淳化阁帖》的翻刻为标志，复起了可喜势头。天水的《集王二妙轩碑》《赵松雪诗碣》（图12），
 

　　

　　图12赵松雪诗碣

　　
　　岷县《文征明诗碑》（图13），

　　

　　图13文征明诗碑

　　

　　庆阳《黄庭坚云亭宴集诗碑》（图14），
 

　　

　　图14黄庭坚云亭宴集诗碑

　　

　　临洮《记开煤山稿》；清代留存的《吴大澂三关口碑》《大河店修路碑》《宋琬杜诗刻石题后》以及省内各地数以百计寺、观、祠、塔、楼、桥、墓、坊等重修或记功书刻，都是明清五百多年间产生的书法遗迹。此间出现了李梦阳、米万钟、胡缵宗、王了望、朱克敏等书法家，对甘肃书法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引领作用。

　　

　　综上所述，已然可见甘肃古代书法的大致轮廓，这，总体上构成了甘肃古代书法的“敦煌风”。

　　

　　二、“敦煌风”的内涵及意义

　　

　　首先，从时间跨度来说，“敦煌风”是一个大概念，涵盖了有史以来甘肃书法的全部历史。其次，从涉及范围来说，“敦煌风”也是一个大概念，包括整个甘肃地域留存的书法遗迹。

　　

　　我曾在《敦煌风初探》一文中，对“敦煌风”的含义做过梳理和归纳：

　　

　　一是从大地湾、马家窑彩陶刻画符号算起，历史遗留下来的数以百计的历代摩崖碑刻，都是甘肃历代书法瑰宝，当然也是“敦煌风”的本然内涵。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于右任先生当年转赠的两千多件历代碑拓，也给“敦煌风”增添了无尽光彩。

　　

　　二是五万余枚简牍和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六万多叶写卷墨迹，“汉三颂”之一的《西狭颂》（朱拓，图15）以及《耿勋表》等摩崖刻石，可谓古代民间书法的海洋，曾以长达11个世纪的辉煌向世界宣告，甘肃古代书法在中国书坛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无疑是“敦煌风”的本然内涵。
 

　　

　　图15东汉灵帝建宁四年六月十三（171年8月2日）摩崖西狭颂

　　

　　这里侧重说说《西狭颂》及其颂文提到的两个人物。

　　

　　《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别称《惠安西表》《李翕碑》《李翕颂》《黄龙碑》等。东汉建宁四年六月十三（171年8月2日）摩崖书刻，位于成县西13公里的抛沙镇东营村丰泉峡石崖上。“汉三颂”之一。仇靖书丹，文20行，行字数不等，计385字，主要介绍东汉武都太守李翕的生平，时任各地方行政长官时的卓越政绩，歌颂了李翕到任后率民修通西狭古道为民造福的德政。上端竖刻寓含惠民、安民之意的“惠安西表”篆额，右上刻有黄龙、白鹿、木连理、嘉禾、甘露降（承露人）“五瑞图”，左、右、下三侧刻有宋以来历代题记。结字势方意圆，用笔生辣而劲拙，波挑多变，其古而肆、虚而和的风格极具特色，是迄今1830多年仍保存完好、饮誉中外书坛的书法瑰宝。

　　

　　据《西狭颂》记述，李翕(生卒年不详)，字伯都，今甘肃静宁人。出身官宦家庭，“天资明敏，敦诗悦礼”，少年时曾在皇宫中做过值宿警卫，20岁时执掌“典城”，出任地方长官。凡其所任职之地“有阿郑之化”。他治理地方，管理人民，先施以博爱，再教以德义，又明之以好恶，取得出色的政绩。由于将地方治理得好，该地出现了黄龙出、嘉禾生、木接连理枝、甘露降瑞兆，他也因之得三次改任，于东汉建宁三年(170年)出任武都郡太守。

　　

　　现在说说《西狭颂》的书写者仇靖，颂文有记：“挥翰遣词皆斯人。”仇靖可能是李翕到武都郡上任以后在当地发现的人才，被李翕吸纳到麾下并自行任命的一个“从史”，按照汉代的官职划分，系汉代高官的从属官，或称“从吏”，他只是一个没有列入正式编制的普通工作人员。据唐·颜师古所注：“从史者，但只随官僚，不主文书。”说明仇靖在武都郡的机构中，仅是一个类似随从的人物。但他是一个具有不凡水准的书法家。

　　
　　三是《肃府本淳化阁帖》（图16）

 

　　

　　图16肃府本淳化阁帖（残本）

　　

　　汇聚了古代书法的精华一展风采；天水清刻《集王二妙轩碑》（图17），

　　

　　图17天水二妙轩碑

　　

　　可谓妙绝天下的王羲之书法与雄跨百代的杜甫诗歌完美结合（将杜诗称为“一妙”，将王字称为“一妙”，二者合一，是为“二妙”）；赵孟頫手迹向我们展示了一代大家的风范……这些，又给“敦煌风”贯注了丰富的内涵。

　　

　　四是甘肃历史上产生了像东汉张芝（图18）、

　　

　　图18东汉张芝冠军帖拓片

　　

　　“善八分”的梁鹄，西晋“章草宗师”索靖，清代王了望、朱克敏和当代以创出“魏隶”“魏行”而独树一帜的魏振皆（图19、图20）
 

　　

　　图19当代魏振皆魏行

　　

　　图20当代魏振皆魏隶

　　

　　六位彪炳史册的书法家，我曾将他们称之为甘肃书法史上的“六面旗帜”。他们的书法精神早已为“敦煌风”奠了基、雕了形。

　　

　　五是上世纪60年代初，张邦彦先生偕同陈梦家、何乐夫、梁启超弟子冯国瑞等考古与石窟研究专家，对甘肃出土的汉简进行整理和临摹，被誉为“简牍专家”，拓开了“敦煌风”的主河道。到70年代，甘肃形成了以徐祖蕃、赵正等书家为代表的“简牍书法热”。80年代以来，又兴起了“敦煌写经热”，以尹建鼎为首，1987年在日本东京举办的“敦煌写经临书展”，将敦煌书风的研究推向国际性的高潮，直到90年代后半期，受“展览效应”的影响，书家们的书法观念发生变化，“简牍热”和“敦煌书风热”受到不小的冲击，热度渐减。

　　

　　三、“敦煌风”的精神与特征

　　

　　“敦煌风”作为崛起于甘肃大地上的一面书法旗帜和象征甘肃书法风格的一个流派，就其本质而言，具有颇为深刻的精神内涵与文化特征，概括言，大致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创造精神特征。翻开甘肃书法史，我们会发现，最有超现实创造意义的书法墨迹，莫过于数以万计的简牍墨迹和敦煌遗书，众多的无名书家以其书法天籁精神、文化创造精神和自然表现主义精神，创造出了百花竞妍、丰富多彩的“民间书法”，如前所述，很多著名作品都属于书法史上的戛戛独造。况且，像东汉时期创变章草的“草圣”张芝，由“善八分”开一代汉隶风气的梁鹄（图21），
 

　　

　　图21汉魏梁鹄隶书拓片

　　

　　被称为“章草宗师”的西晋书家索靖（图22），
 

　　

　　图22西晋索靖月仪章拓片

　　

　　清初的行草大家王了望（图23），

　　

　　图23清代王了望行草书

　　

　　创造了“朱隶”的清代书画家朱克敏（图24），
 

　　

　　图24清代朱克敏隶书联

　　

　　以及现当代创造出“魏隶”“魏行”风格的书坛巨匠魏振皆，杰出民间书家蔡后庵等等，都是甘肃历史上书体、书风的创新创造者。

　　

　　二是人文科学精神特征。人文科学精神是指研究文化艺术和社会现象的自觉精神。表现在书法艺术领域，甘肃自古以来都具有这种精神。东汉时期的张芝，正是因为他认真研究草书技法，才成为一代“草圣”；赵壹，站在卫道立场审视和研究书法的文化现象，对当时产生的草书新风气横加指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壹的书法研究精神和书法批评精神，可谓中国书法史上开批评先河的旗手、勇士，进而大大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卫恒《四体书势》所载“梁鹄因书得命”的故事，更是人文精神的写照。西晋索靖不仅是“章草宗师”，而且在书法研究，尤其是草书研究上花过很大功夫，其《草书势》成为古代书论经典，对后世影响很大。如果把唐太宗李世民视为甘肃人的话，则正由于他崇王、尚王、研究二王，才有了唐代书法的鼎盛辉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二王进行十分深刻地研究和学习，史载他在位时常用虞世南、欧阳询等研究书法，无疑是人文科学精神的一种体现。至于明清以来，由于科举考试制度的推行，像王了望、朱克敏及后来的魏振皆等等，当然不例外的是书法研究并有论有述的自觉者；更有与孙星衍共同搜访、完成《寰宇访碑记》的张澍，已成为清代学有所现、研有其著的历史人物，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人文科学精神和书法艺术精神。

　　

　　三是地域文化精神特征。所谓地域文化精神，狭义地理解，就是地域书法风格的塑造精神。风格是流派的本质特征。艺术风格既是形成艺术流派的基本依据，也是不同艺术流派立异“门户”的标志。从创作角度讲，风格是以创作主体的审美性选择为基础的。而审美选择是创作主体审美理想、审美意识的体现，往往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艺术形式这个媒介投射出来。书法作为艺术，越是具有地域特色，越是有发展空间，越能产生长久的生命力。地域风格或流派，就是指一个地区的艺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创作手法、创作规律和独特个性。就书法而言，几千年的书法史无不证明，无论秦汉两晋南北朝，都是具有地域书风的相互媲美和补充，流传下来的作品也都是颇具个性和地域特色的，如出土的汉代绢帛书法《张掖都尉棨信》（图25，棨信，即传信的符证）
 

　　

　　图25汉代张掖都尉棨信

　　

　　《伯升柩铭》（图26，又名铭旌，将死者姓名书于帛上，敷于棺盖上），
 

　　

　　图26汉代伯升柩铭

　　

　　皆为汉代最为珍贵的大字墨迹，方正宽博、圆熟，书法具有浓郁的装饰风格，风格非常独特，兰州的当今书家林经文就是取法于此，以草篆博得书名的。

　　

　　众所周知，古代甘肃的书法绝对名列全国前茅，自先秦到北宋“有着11个世纪的辉煌”，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说，“敦煌风”就体现着这种地域文化精神特征。

　　

　　四、关于“敦煌风”对当今书法创作的借鉴

　　

　　上面谈了很多“敦煌风”的内容，多是讲历史、讲传统，现在说说“敦煌风”对当今的书法创作的借鉴问题。

　　

　　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就是“敦煌风”与当代书法创作的关系、意义何在？依我见，“敦煌风”是甘肃书法的根，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中国书法的根。“敦煌风”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可谓博大精深，无所不含，大致除了甲骨文字和楚简、楚金文字外，几乎囊括了整个书法传统，《肃府本淳化阁帖》的刻制，在宋代就为甘肃书法提供了传统经典之大要，尽管可能由于编次者王著个人偏好未收一帧颜真卿的墨迹，但仍不失为一部煌煌巨制，仅二王墨迹就占一半，尤其是行草书占其大半，可见行草书在宋代已成为崇尚风气。这说明，“敦煌风”是书法传统。是传统，当然就关系重大，意义深远，此其一；其二，陈寅恪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写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指出：“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敦煌卷子多为宗教典籍、文献；书法又属于艺术范畴，由此不难见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同时，不仅敦煌文献，还有汉代简牍、《西狭颂》《淳化阁帖》等诸多历代文书墨迹，本来就是书法的认同。

　　

　　下面说说如何继承“敦煌风”传统来进行当今的书法创作。

　　

　　（一）学习和运用古代先贤的书法创造精神，指导当今的书法创作

　　

　　不少书法朋友都曾以为，我提出、倡导“敦煌风”是要大家都去写敦煌卷子，写汉简，其实这是一种曲解，是一种狭隘的理解。经卷、汉简之类的墨迹固然是“敦煌风”的本然内涵，但不是全部。即使是，如果一百人都写同一贴本也会写出一百种风格的，如果写出同样风格就不是创作，顶多算作临摹。我举个章草例子。章草这一书体是隶书的草写形式，是介于隶书和今草（就是我们常说的草书）之间的过渡书体，历史上留给我们可鉴的经典范本也不是很多，但汉简、写经里面都有；从书法家来说，也不外乎所谓汉章帝、史游、张芝、皇象、索靖、王羲之、赵孟頫、宋无名氏、邓文原、杨维桢、宋克、王世镗、王蘧常以及我们甘肃当代书家王创业等，就个人主体风格言，大致除后面的王世镗、王蘧常外，也并非他们的代表性风格，如王羲之的《豹奴帖》，就那么七行字。王羲之的主要书体是行书和草书，章草不过是他早期涉猎、学习的书体而已。《平复帖》可视为章草，但很有可能并非陆机所书，这个问题有争论，我倾向于否认陆机（我曾在《书法导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将汉简中的《致尉曹吏书》（图27）
 

　　

　　图27致尉曹吏书

　　

　　与《平复帖》（图28）
 

　　

　　图28平复帖

　　

　　做过比较分析，这里姑且不谈）。但就章草书体而言，你仔细去看，自古至今的风格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史游和皇象的章草《急就章》一笔一画，近乎楷书简写，不愧是一种楷书或者说隶书的“急就”写法；所谓索靖的《出师颂》与他的《月仪章》也是风格上有很大不同；赵孟頫的《急就章》与史游、皇象的《急就章》也不能同视一格。由此说明，同一种书体可以写出无数种风格，其根本一点在于“创造”。所以我说，创造精神是“敦煌风”的根本精神。

　　

　　还有，甘肃汉简是构成汉代甘肃书法，也是汉代中国书法的一个重大板块，是我们学习汉代书法和研究中国书法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宝鉴。自20世纪初以来，甘肃境内先后出土了从战国到魏晋四五百年间数以万计的各类简牍，其中两汉简牍共有6万多枚。主要包括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四个部分。就书体言，除少量的小篆、古隶外，绝大多数都是由古隶演变而来汉隶、章草、今草、行书、楷书以及各种在变中的过渡性书体，真实地再现了汉代书体孕育、变革和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是两汉时期汉字书体的海洋和民间书法艺术的百科全书。具有特色的墨迹有宣帝五凤二年（前56年）的《甲渠侯官名籍简》，西汉末王莽时的《武威仪礼简》（图29）

　　

 

　　图29晋武威仪礼简

　　

　　居延简中的《永元兵器簿》（图30）

　　

　　图30永元兵器簿

　　

　　《误死马驹册》（图31）

　　

　　图31误死马驹册

　　

　　《致尉曹吏书》（见图27）和《甘谷汉简》；敦煌汉简中的《王骏幕府奏书稿档案》（图32）；

　　

　　图32王骏幕府奏书稿档案

　　

　　武威医药简《药简》《医方》（图33）

　　

　　图33武威医药简·医方

　　

　　等，可谓多彩多姿，各具特色。特别是敦煌汉简中的《汉亭吏逯进言》（图34）
 

，

　　

　　图34敦煌汉简·汉亭吏逯进言

　　

　　已是趋于成熟的楷书作品，表现出了十分清楚的点画用笔和颇见变化的线条。

　　

　　（二）学习和掌握古代先贤的书法文化精神，不断提高书法学养和修养

　　

　　书法创作是一个艰苦实践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思索追求的过程，始终贯穿着一个书家的审美思想（即对书法的理解与追求）、个性修养、学识见解和技法积累的合理应用。传统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技法、形式、风格之类，包括文学、史学、文字学、哲学美学、艺术学、文化学，也包括数理学、物理学等等。遗憾的是，很多人迄今为止都没看见过多少真正属于“敦煌风”本然内涵的墨迹。出于书法的需要，我在2009年编选、出版了三卷本《敦煌写卷墨迹精选丛帖》，其中晋写本《三国志·步骘传》（图35，步骘，少贫好学，曾任交州刺史、拜征南中郎、雍闿加拜平戎将军，后拜骠骑将军）；
 

　　

　　图35晋三国志·步骘传
　　

　　北魏454年写本《大慈如来告疏》（图36）

　　

　　图36北魏大慈如来告疏

　　

　　和约写于晚唐的《因明入正理论》（图37）

　　

　　图37晚唐因明入正理论

　　

　　等等，都是具有创新性质和体现着时代文化精神的书法墨迹，完全可以从中吸收养分，来融于自己的创作。

　　

　　需要说明的是，“敦煌风”的内涵博大精深，无论书体还是风格，民间的、官方的，正统的、随意的，草率的、呆板的……无所不有。比如《西狭颂》就在成县，《石门颂》在陕西汉中，《郙阁颂》在陕西略阳，它们都在陇南陕南交界之地，相距不远。然而，有多少人真正去看过？有几多人写它们？问题是，我们很多书家总喜欢追风赶浪，放着自己身边很多好东西不学，硬是去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赶浪潮，结果是浪潮没有赶上，反而丢失了自我。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对自己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三）书法创作是艺术创作，必须要有创作意识，有悟性、激情和灵感

　　

　　何谓创作意识？创作，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即“创造文艺作品”。很显然，一是“创造”，二是“文艺作品”。这就是说，书法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种相对纯粹的艺术，它从性质上已属文艺作品，所以是需要具有悟性、灵感的书家去“创造”“创作”的。

　　

　　敦煌写经中有很多作品都是“创新”意味的，比如隶书向楷书演变过程中的《道行品法句经》（图38）
 

　　

　　图38道行品法句经

　　

　　《三国志·步骘传》《十诵比丘戒本》（图39）
 

　　

　　图39十诵比丘戒本

　　

　　《大慈如来告疏》以及《因明入正理论》《妙法莲华经卷第六》（图40）
 

　　

　　图40妙法莲花经卷第六

　　

　　《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卷上》（图41）

　　

　　图41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卷上

　　

　　《文选·运命论》（图42）

　　

　　图42文选·运命论

　　

　　《大般涅槃经卷第六》（图43）等

　　

　　图43大般涅槃经卷第六

　　

　　等。尤其是《因明入正理论》，近两万字的篇幅几乎一气呵成，极少涂改补漏，书法十分精彩，而且与历史上的其他草书都不一样，可以说是继承和发扬当地人——“草圣”张芝和“章草宗师”索靖的书法创造精神的创新之作，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章草”风格，我将它称之为“敦煌草书”。站在书法风格史的角度看，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而且书者肯定是一位技法娴熟、造诣很深、水平极高的“书法巨擘”，否则是写不出如此精彩的作品来的。

　　

　　原载《中国书画报》2013年11月13日

　　

　　删载《甘肃日报》2013年12月7日

　　

　　【秋子简介】

　　

　　秋子，本名申晓君，老陕。长期从事书刊出版工作，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原编审，兰州大学客座教授、书法研究所研究员。爱好颇多，有“文化学者”“杂家”之谓。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甘肃省书协副主席、学术委员会主任，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青年书协等众多组织顾问。著有《中国上古书法史》《中国书法史略》《敦煌风漫话》《敦煌风续话》《红楼梦人物关系一览》《借我诗心》《最爱是秋》《未了秋情》《秋声依旧》等16部，发表书法、篆刻、国学、出版及诗歌、对联、散文、评论、序跋、杂文、小说、新闻、通讯等作品计320多万字；书法篆刻作品参加过国内外众多大展赛事，墨迹流见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当代书坛学者型书法篆刻家、书法史论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