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代中国，书贵画贱，直到民国，莫不如是。为什么这样呢？一言以蔽之：书贵因官高，画贱因人卑。在不平等的时代，贵人放个屁也是香的，贱民哪怕掌握了高超艺术，那也只能算是“奇技淫巧”,价钱无法与官家那个“屁”相比。

    写字其实远比画画简单，可它是古人飞黄腾达的前提条件，所以就被飞黄腾达的官员们高度神化，弄得神秘异常，高贵无比。古时有规定，字写得不够好，认得不够多（达不到八九千字），你就当不上掌握实权的官。刘邦识字无多，就只能做个乡间小吏，干活不少挣钱不多，而且升迁无望没啥奔头。项羽见自己“学书不成”,不是当官的料，赶快改行“学剑”去了；学剑又不成，只得借助暴力，靠打仗杀人打拼自己的前程。你看，写字是官员们的拿手活，所以他们就高唱“书法高难”、“书法高贵”论了。官员们会写字，可是，你叫他画张画试试，他们玩得转么？

    当官的不会画画，当然他们就不给善画者说话，史上高官好像没谁站出来，说句“画画其实也很不容易”.那时不仅不给画画人说公道话，有人却是专爱给画家身上泼脏水，这事最令画画人悲哀又无奈。比如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就有此种遭遇。

    顾恺之画得好，却被说成人品低下。有古书说，邻家有少女貌美，顾恺之追求她而不得，于是就画了少女的画像，在画像上扎一钢针咒她，邻女痛苦难忍，知是恺之所为，只得遂了恺之心意。这不是故意贬损顾恺之的人品么？那古书又说，东晋逆臣桓玄（篡了晋安帝之位）故意往顾恺之身上撒尿，顾恺之半点都不生气；桓玄拿走了顾恺之大量的精品画作，顾恺之权当没发现。这简直就是对顾恺之人格的毁谤了。

    唐代阎立本的遭遇，更加说明画画人在那时毫无社会地位。

    阎立本在唐太宗时已是高官，却因善画感到了深深的耻辱。一次，唐太宗率群臣泛舟春苑池，见池中异鸟十分有趣，于是“诏坐者赋诗，召立本写焉”.“阁外传呼‘画师阎立本'.时立本已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顾视坐者，愧焉汗下。”堂堂吏部高官（主爵郎中类似后世中央组织部的局长），这时仍然被人呼为“画师”,并且当着君臣的面，干着“画师”的活，人家舒舒服服坐着赋诗多么得意，他却要趴在地上画画，能不累出一身臭汗，能不臊得满脸通红？受了这种刺激，回到家中阎立本就告诫儿子：“吾少读书，文辞不减侪辈，今独以画见名，遂与厕役等，若曹慎勿习（画）！”从阎立本这话当中，我们知道了那时“画师”的社会地位，与打扫厕所的杂役差不多。到了唐高宗李治时，阎立本官至宰相，只因有画画特长，还是被人瞧不起。当时姜恪抗击吐蕃有功提升为左相，阎立本是右相，排位在姜恪之上，大家就觉得不对劲，于是编出“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这样的话讽刺阎立本。假如阎立本不是善画，而是善书，还会有这样的遭遇么？

    高官而善画者，除了阎立本、韩滉、顾恺之等少数几人，别的也就不多了。那时的画画人基本上就是社会底层人士，他们和剃头理发的、算命看病的、扫大街的、掂大勺的一样，名不见经传，上不得台面，只是以此混口饭吃，或是打发兴趣而已。

    然而有趣的是，官府不抬举画画人，优秀画家照样有市场。因为艺术毕竟是心血培育的奇葩，画家毕竟是难得的人才，那些身处山林草莽间的优秀画家，还是以自身对艺术的追求，赢得了社会尊重。他们当中一些有骨气的人，更以自己特立独行的人格，不向权贵屈服，不向金钱低头，事迹流传千古。

    五代时的李成是营丘（今山东潍坊一带）人，他的山水画成就非凡，世称“李营丘”,当时“凡称山水者，必以成为古今第一”.然而李成不为当局役使，不给高官画画，气格高尚。那时朝中有个孙姓高官，派人去请李成给自己画画，李成生气地说：“自古四民不相杂处，吾本儒生，虽游心艺事，然适意而已，奈何使人羁致入戚里宾馆，研吮丹粉而与画史冗人同列乎！”李成不给他画，孙氏高官没办法，只得托营丘籍的在京为官者，偷偷搞来一些李成的作品。后来李成随郡中官员进京，那孙氏高官知道后仍不死心，又“卑辞厚礼复招之”.李成“既不获已，至孙馆”.在孙家，李成见自己的画居然张挂在客厅里，十分生气，李成什么也不说，“作色振衣而去”.不光对孙氏如此，对其他高官也是这样。“王公贵戚皆驰书致币，恳请者不绝于道，而成漫不省也”.也就是说，任何高官来求画、买画，李成一概不伺候。

    像李成这样的画家，近世早已绝种了。

    据中国书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