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楞严经旨要》

    “唐宋八大家”顾名思义，涵盖唐宋两个朝代，而在书法史中，“唐法宋意”的提法，众所周知，这源于明代董其昌的总结“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但后人在理解上出现过度解读。实质上在当时，是不可能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做好了套子往里面钻，而是基于后人对于前人精神的概括和提炼。其次是要注意“法”和“意”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法中有意，意中有法”,法中无意就是死板，意中无法就是放荡。这种“度”非常重要，各有侧重，各有尺度，但都有“底线”.最关键的是，古人的笔法不管好孬，没有明显的败笔，技法首先要过关。

    当下关于书法的本质孰为文化、孰为技法的争议不绝如缕，实际上各执一词，难免片面。文化修养要过关是毋庸置疑的，笔法不过关，甚至没有基本功，空谈风花雪月的所谓意境毫无意义。书法不是技术，但需要扎实的技法基础。而且这其中还有一种“不确定性”,书家并不是越练越好，反而可能越练越差。书法之所以能流传千年而不衰，因其具有相当难度，否则早就“寿终正寝”了。

    再回到“八大家”的书法本身。之所以解释了一长串话，就是因为古人和今人所处的环境有根本的不同。古典环境的丧失，书法的专业化等，致使很多人对于书法一知半解，古代书家是“多合一”的，既是书人，更是文人、诗人，甚至学人。八大家的技法是不用怀疑的，中国古代文人大都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集于一身的。书名为文名所掩，这在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很多人的很多作品不能保留和流传，所以无法作出更多的判断。

    “八大家”等人都是文化修养全面而高深的，自然出类拔萃。八大家以韩愈为首，“韩柳”在唐代并称，除唐代二人外，欧阳修资历最深，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八人中，韩愈、柳宗元、曾巩的墨迹极为罕见，其次是欧阳修和王安石，“三苏”墨迹较多，最多的是苏轼，在书法史中的影响首屈一指，《寒食帖》号称“天下第三行书”.

    目前有资料记载的韩愈作品共三件，更主要的是理论观点，对书法史有重大影响：一是撰写了《石鼓歌》，以诗评方式解读《石鼓文》，开后世体例；二是对“书圣”王羲之的批评，“羲之俗书趁姿媚”;三是对张旭草书的品评，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有赞：“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这段话至今仍被引用。柳宗元于书法理论亦有建树，着有《笔精赋》，大略谓“勒不贵卧，仄常患平，弩过直而力败，趯当存而势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锋轻，啄苍皇而疾罨，磔厉趯以开撑。”

    欧阳修的字迹体现出学人的严谨，王安石居高位，本质是个文人，隐退之后，文人的本性就显露出来，字迹严谨中见潇洒，苏辙书风受到苏轼的影响。

    书法需要天才，需要有为书法而生的人，苏轼就是这样的人。苏轼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引领者，“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理念引领，占据“宋四家”之首。苏轼和他的学生黄庭坚，乃中国文化史中的杰出典范，横跨书法史和文学史，是绝无仅有的两个人，位列八大家的仅苏轼一人。可以说，苏轼是高手中的高手，一生创作颇丰，量大质高，自抒胸臆。苏轼在“宋四家”中位列第一，一些人可以因为个人喜好而有不同观点，但从苏轼对于整个宋代书法的推动作用来看，居功至伟，黄庭坚是苏的门生，米没有拜师，但正是听取苏轼的建议，“入魏晋平淡”,成一家面目。

    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事实上，很多“前浪”是推不动的，唐宋八大家便是。面对先贤创造出的经典，我们只有景仰，用心去取法。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