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部由此前进，快到安西县城时，李特说，城内只有些民团，打开安西，休息两天，再入新疆。实际上敌人已增援了骑步兵各一个营，攻城不下，遂长途跋涉到达白墩子(唐代大烽火台)，山岗上有敌军构筑的钢筋水泥碉堡。红军约千余人与敌军在此激战，击垮敌骑兵营，缴获几十匹马，打死大量敌连排士兵。1984年我陪李先念夫人林佳楣女士过白墩子时，她说离京时，秘书说先念同志怀念白墩子，这是到星星峡的最后一仗，我拾了一块像小山的白石头，镶了底座，要她送给先念同志。
李卓然在白墩子与警卫员邱正基失散。出祁连山前，李卓然脚板严重溃烂，下腿又红又肿，发腥发臭，走路艰难。他随身带着西北军孙蔚如在陕南给他的一本密电码底本，我电台人员后来又把马家军的密码基本搞了出来，变成三本密电码。当时，他交给负责电讯的警卫员邱正基两样东西：一斤多黄金，三本密电码，说：“这两样东西特别是三本密电码，就是你的生命，人在东西在！”小邱在此失散后，一直带着这两样东西，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陕北，如数上交了。
敌骑不甘罢休，从白墩子继续尾追李先念部至红柳园，激战之后，近百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左支队的领导干部和指战员420多人，终于在1937年4月底到达甘新边界的星星峡。
陈云、滕代远等从迪化(乌鲁木齐)赶到星星峡，互相见面，群起拥上前去，泪珠滚滚，热烈拥抱，欢呼雀跃。陈云“看着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两颊塌陷，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他们已经40多天没有洗脸，手上有一两毫米厚的黑皮，面黄饥瘦，简直不类人形。如果说，红军过草地已经很苦的话，西路军左支队在祁连山受的苦更加百倍。他们中有师以上干部10多人，团营连干部约70人，班排干部很多，战斗员都是三年以上的老兵，党团员有260人左右，还有无线电专业人员、译电员和医生等技术人才”(见《陈云传》第207页)。陈云以中央代表的名义迎接他们，热情地表扬他们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顽强不屈，把剩下的这部分人带到星星峡，不愧是好共产党员。
党中央为营救西路军，曾决定由刘伯承、张浩(林育英)组成援西军，后知西路军已失败而停止。同时在“西安事变”谈判中交涉过，周恩来要吴鸿宾(回族)通过回民上层设法营救，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也有的红军指战员经过万分磨难集体或单人回到延安的，总共有4000多人，他们赤胆忠心，一心向往着延安、向往着党中央。
但是有的同志到延安后却受到怀疑，长期不作结论。比如李卓然同志，他先后在西北局担任宣传部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21年李卓然留法勤工俭学时参加共产党，后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和铁木辛哥、伏罗希洛夫同学，遵义会议时支持毛泽东。但他回到延安后，有人认为西路军失败主要在他，1993年病逝后才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安西县为纪念白墩子打最后一仗而建的九层西路军烈士塔，塔的旁边，为李卓然建起一座土墓，估计这是他生前的遗愿。
失败总是让人痛心的，特别是那些无名英烈流血牺牲更让人心碎。但失败总是隐蔽着成功，只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发展观，科学地总结历史教训，不怕失败，战胜困难，必然会走向成功，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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