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书体的相互影响

 

 

    魏晋时期政治上极为混乱，社会极为动乱，思想极为活跃，言论极为自由，情感极为丰富。这样一种矛盾的社会恰恰为中国书法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成熟发展期，篆、隶、行、草、楷五体书法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追溯这几种书法的起源及相互影响对研究书法发展极为重要，楼兰残纸提供了可供研究的佐证。通常认为在书体的形成过程中，先有楷书然后才有行书和草书？髴，书法书体的先后排列次序对研究书法形成及其演变的过程意义重大，魏晋时期由隶书先向楷书转变，还是先向行书、草书转变，历来争论不休，由于没有这一时期的实证使得这种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楼兰出土的500多件简牍，200多件残纸，绝大多数是由隶书向行书转变的书体，其中有一部分是初期隶转行的字形，这种字形明显带有隶意，实际上是一种潦草的隶书，另一种字形是成熟的行书字体，这一部分字体已经基本脱离了隶意的字形，只是在少量的笔法上有隶书的味道，当然也有一些字形是隶书向楷书转变的字形。

 

 

    综观这一时期字形的转变，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过西汉200多年的演变，由篆书变为隶书并将隶书列为汉代的官方书体，之后到了魏晋三国时期加快了由隶书向行书、草书、楷书的转变，西汉时期大力推广隶书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氛围有关，汉代统治者政治上的独断专行必然导致历史形态的变化，将隶书列为官方书体，就是这种历史形态收紧的表现。但是隶书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在西汉200年的期间隶书虽然作为官方书体存在，但是民间则在进行着各种书体的演变和探索，这一方面是隶书书写的速度缓慢，无法适应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中国书体不可能永远被禁锢在一种书体之内，需要更多的书体来表达人们的审美意识及其感情色彩，可以说在西汉的后期，实事上隶书与行书、草书、楷书已经并存。西汉政权的覆灭为书体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因此在220年-450年间--特别是在前期整个中国书法的书体在摆脱了西汉统治之后像脱缰的野马，呈现出了万马奔腾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可以想象在整个中国各个诸侯国和民间不同书体呈现出各种书体并存的局面，并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促使新的书体诞生并定型，楼兰残纸就让我们看到并再现了这一时期书体演变的语境及其自由的程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楼兰残纸发现之前，实际上是中国书体的一个空白期和断代期，虽然也承认并在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书法五体书体的形成期，但由于没有实物印证，这种推断显得没有说服力，更为糟糕的是，由于整个西汉及其魏晋南北朝都没有留下书法的墨迹，大量的汉碑和魏碑以当时的官方字体隶书写成，这就造成了对隶书的放大以及对其他书体的不公，好像在整个汉代及魏晋仍然是隶书盛行，其实从魏晋残纸的使用范畴看，西汉后期和魏晋前期在社会上已经是盛行行书、草书。隶书只是在较为正规比如官方文告、奏折、匾额、碑文等场合才使用。而楼兰残纸则表明在当时公文和私信大都采用了行书和草书，行书和草书是流行的书体，这一判断不仅仅是将书法中的草书和行书的使用期提前，更重要的是解释了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中的一个现象，即所有书体都是以易识和快速为前提形成的，这种书法发展的基本规律解释了它的生命力及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也表明书体是在相互的影响中得以完善的。比如，楼兰简牍和楼兰残纸中书体和后来成熟的书体相比尽管显得幼稚甚至生硬，但它让我们看到了各种书体最初融合形态，从中可以感悟书体发展的多种可能对今天书法的影响，正是楼兰残纸所表现的书体初始化的过程，显示了书体以及笔法变化多样性，悲剧在于这种多样性被后来的各种法则所扼杀。回到魏晋书法的语境去欣赏并临摹，就如同看到一棵并未修剪的参天大树的勃勃生机，就像园林一样我们今天的书法全是经过修剪，已经失去了自然野性的“人为的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