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门艺术都与相应的物质联系起来，艺术本质是精神的，而艺术的表现形式是物质的。艺术美的实现过程，取决于物质的表现力。撑杆跳高除运动员的身体素质、能力技巧外，还取决于撑杆的柔韧度和弹力。如果没有好的撑杆，再好的运动员也无济于事。撑杆的跳跃之美是靠撑杆瞬间弹力把运动员抛向空中划出的美丽弧线。中国书法也是如此。纸墨笔砚被称为“文房四宝”,中国书法的艺术魅力和“文房四宝”紧密相联，以动物毛制作的毛笔呈圆锥形富有弹性而又能蓄墨。毛笔的运行有点像撑杆一样，富有弹性又能迅速恢复原状，笔尖和笔肚瞬间触墨会产生不同的线条切面。墨，不仅仅是颜色而已，墨与水交融形成干湿浓淡、枯燥与水印的奇妙效果。墨水在纸上的散开，是靠书者的意志形成的。但是，书者并不能够完全控制墨色，是物质自身的属性形成不以人的意志而为的书写效果。墨色是中国书法玄妙的精髓。砚台在古代是必不可少的书写用具，墨锭与石面的摩擦形成粉状，并发生化学变化。而现在大多使用调好的墨汁，似乎砚台的作用减弱了，砚台在书者心目中仅仅是自我欣赏和陶醉的一方精神寄托而已。纸是“文房四宝”中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是纸让中国书法的表现力和普及力得到空前的提高，没有纸就没有中国书法。

    纸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是华夏文明的物质代名词。1953年，西安出土灞桥纸；1973年甘肃居延出土肩水金关纸；1986年，甘肃天水出土放马滩地图纸；1990年，甘肃敦煌甜水井西汉邮驿遗址出土麻纸……这些纸大多是汉代的纸。

    据考古证实，至今发现最早的纸是甘肃放马滩地图纸。1986年，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5号墓发现了汉代初年的纸质地图，出土时放在死者胸部，长5.6厘米，宽2.6厘米。出土时呈深黄色，遇空气逐渐干燥后变成浅灰间黄色，表面有污点，纸面光滑平整，纸质又薄又弱且有弹性；纸结构紧密，表面有细纤维渣，纤维排列杂乱，比现代纸厚一些，碎片边缘起毛不规整。据考古专家和造纸专家研究得知，其制作过程经过切割、捣至纸浆、沉淀过滤、挤压整平等工序。这表明，当时的科技水平已经到了相当的水平。

    放马滩地图纸上用墨线绘出山脉、河流、断崖、道路，绘制技术与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褚马图、区域图相似，从笔迹看，山水的断崖以软笔绘成，道路则以硬笔所绘。放马滩地图纸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的地图，它表明当时的测绘技术和制图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放马滩地图纸将中国最早的纸推到了战国时期，比蔡伦纸还要早几百年。如果说放马滩地图纸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图纸，那么楼兰残纸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写有文字的纸。虽然魏晋距离战国年代久远，但是期间并没有发现写有文字的纸，这就表明楼兰残纸在中国书法史上重要地位。从放马滩地图纸到楼兰残纸，期间肯定还有写有文字的纸。但是目前尚未出土或发现。我们暂且把楼兰残纸作为最早的文书纸来研究，它透露出的历史信息至少有四：

    一、纸张使用最先满足军事需求。纸的出现和大量的使用为书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魏晋时期由麻纸、鱼卵纸、紫纸、蚕茧纸、蜜香纸、六合纸以及张永纸、黄纸、桃花纸。纸张一是便于携带有利于信息传播；二是提高了书法技艺的表现力，特别是墨色变化的丰富性。书法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写的速度。？髴

    放马滩地图纸和楼兰残纸的共同特征是，和军事有关。放马滩地图纸绘制的地图肯定是用于地形测绘，为军事服务的。打仗靠地图，纸便于携带，纸地图就成为古代军事家携带的必需品之一。汉武帝开发河西四郡，将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推进到西域一带。楼兰离当时的军事重镇和物流中心--敦煌尚有500多公里，离长安更远。在汉和魏晋时期，楼兰就是中原王朝与西域最前线的“根据地”.楼兰绿洲地处孔雀河旁，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也是汉家王朝的军事重镇。这一时期是简牍和纸张并存的时期，从楼兰出土的700多件简牍残纸看，有500多件是简牍，只有250件是纸张。同一时期，内地还在大量使用简牍文书，简牍仍然是最主要的书写材质。纸在当时是珍贵的、稀缺的物品，把最稀缺、最珍贵的纸张用于最前线的楼兰使用，表明楼兰在中原王朝心目中的重要。古往今来，任何科技成果都首先运用于军事，而且很多科技成果是由于军事的需求而提出来研究的。军事优先的原则，古代楼兰也是这样做的。楼兰残纸中，有很多是记载当时楼兰与周边小国的来往、关系以及楼兰城的军事、生产和生活物资的，有些则是向中原王朝呈奏楼兰的一种动态，有些是写给内地亲属和同僚的书信。

    二、楼兰残纸与中国最早的纸写书信。“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讲的是一封来自远方的书信对家人是何等的重要。古代交通闭塞，物资交流和传递信息基本上是靠车拉马送的方式。烽火台传递的是军事信息，驿站则是商贾歇息和邮差休息之地，书信主要靠邮差传递。可以想象，一封发自楼兰的书信对内地家人的心灵安慰胜过黄金。中国最早的私人书信是1991年在甘肃酒泉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该帛书长34.5厘米，宽11厘米，出土时对折而成为小方块，是从倒出去的土中用筛子筛出来的，书信用毛笔写在素帛上折成两折，实有文字10行，多者44字，少者6字，均用工整的隶书写成，最后一行则为草隶，内容是一个名为元的人写给远方亲人的一封私人书信。信中主要讲了三件事，一是元在敦煌从军不能随便擅离职守，希望给他代购一双叫做“沓”的鞋子；二是给他代刻一方七寸印章，印文为“吕按之印”;三是叮嘱“郭营尉”寄给的200元钱想买一根打得响的鞭子。当然，把这些东西能够带给他。？髴

    唐代诗人岑参写道：“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诗人写在行进的途中遇上了前往京都的使者，想起家人老泪纵横。想写一封信可惜没有纸和笔，只好拜托使者传话报告平安。可见纸对传递信息的重要性。楼兰残纸中的几封书信是研究中国通讯史和汉代生活的绝佳原料。

    帛的本意为白色丝织物，即本色的初级丝织物。至晚在春秋战国时代，帛已经泛指所有的丝织物。当时，帛的用途相当广泛，其中作为书写文字的材料，常常“竹木帛”共用，当然帛是其中贵重的一种。至迟汉代古籍上已有“帛书”一词，如《汉书·苏武传》载：“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现存最早的，春秋战国时代唯一的完整帛书，1942年9月发现于湖南省长沙子弹库楚墓。整个帛书共900多字，内圆外方，修饰紧密。？髵

    “文房四宝”以及简帛，除了砚之外，皆为有机物质，极易朽失，因此存世者绝少，犹如凤毛麟角，被视为至宝。甘肃以其特有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以及因丝路、边塞军政文书往来频繁而形成的历史背景，故保存了不少汉代文具与墨迹。

    三、楼兰残纸对中国书法形制的贡献。书法在实用阶段并不讲究形式，而当书法成为自觉的行为上升为审美概念之后，书法形制就显得格外重要了。魏晋时期，纸张的尺寸一般都是一尺见方左右，其书写无论是书信还是写景记事皆为斗方形制，手札、文书尺牍因此而得名。纸张尺寸决定了书法斗方的形成，在纸张未出现之前，文字全都写在木片和竹片上，极少量写在丝绢、棉帛上。在这一时期，书法形制单一没有大的变化，特别是大量书写在细长的简牍上谈不上章法和墨色。陆机《平复帖》、王珣《伯远帖》、《李柏文书》是中国最早的纸上墨迹，同时也是中国书法最早的纸上章法和墨法的保存品。纸的出现，使书法有了严格意义上的行距概念，此前简牍的所谓行距事实上是人为造成的。行距和字距形成了统一的书法整体，也就产生了章法。楼兰残纸的章法是自由的、开放的，甚至是信手拈来自成一体的。尽管它是碎片居多，但仍能辨识出书者对章法的追求。由于魏晋时期没有高凳，人们写字时盘膝而坐，有的简牍甚至是左手持简右手写字。因此，多为手札和尺牍。手札和尺牍的书写习惯成就了那个时期书法家的个性特征。随着造纸技术的改进，纸张越做越大，到了宋代才有了大幅的书法作品及中堂、吊屏、横批、册页、扇面等形制。明代的书法家以出奇为荣，书法的形制越来越大，字也越写越大。形制和书体是相连的，魏晋时期即便是张芝那样的大书法家所写的草书也是很小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每个字也就2厘米左右。大字和小字在书理上的是相同的，但是在笔法的运行轨迹和书写姿态上是不同的，在持笔的姿势上，魏晋时期大多采用三指持笔，和现在的不一样。由于书写坐姿较低，魏晋的中锋用法实际上是中侧锋而已，持笔手腕和桌面距离较长，握笔时笔与纸的角度略有倾斜。从楼兰残纸中可窥见一斑。书法运动说到底是物理运动，是力的变化在纸面的反映。一个时期书法的风格除了美学理念的影响，其实是物质（纸墨笔砚以及写作习惯）形态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