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在他们家干活，给孩子吃，给孩子穿。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对我有感情。我就在一个晚上，把孩子偷走。那样，我不就是有了自己的儿子了？”她说着，嗬嗬地笑起来，笑声像液体一样四处流动，小屋就摇晃起来。

　　“我要把他带走，走得远远的，到一个永远没有汽车的地方。”女人很干脆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一股森然之气包围了我，我不由得抓住她。

　　她很有劲道地摔开我的手说：“我不是现在就去。我还要做准备呢。”

　　我说：“我帮你准备，你跟我走，好吗？”

　　她说：“到哪里去？离我的儿子近吗？”

　　我含糊回答：“反正对你是有好处的。”

　　她就信任地让我拉了她的手，慢慢地往前走。

　　我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了。医生先听了我的描述，说，这是典型的精神失常。可是医生对她进行了详尽的检查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诊断。因为只要不涉及她的儿子，女人一切正常。提到了她的儿子，女人就很悲伤。说：“医生，我的儿子死了，我心里难受。我现在有点钱，够当路费的，我要回老家看看。”

　　医生说这些反应，完全是人在痛苦之后的正常现象。他们不能给一个正常人用药。

　　出了医院，女人对我说，你的好意我领了。我没病。我只是要人世间赔我一个儿子。

　　女人在一个风沙弥漫的日子上路了。谁也劝不住她，人们就说她是一个女疯子。

　　我总是不放心，虽说这事已经算处理完了，我们第一次赔了她钱，第二次赔了她工作。但这一切是因我引起的，毕竟她的儿子没了。但这第三赔，真是赔不起啊！

　　我跟领导说，送她一程。领导答应了。我就远远地跟在她身后。一路上，她不哭也不闹，上车买票都能照应。看到大的或小的男孩，她都无动于衷。唯有10岁左右穿黑衣服的男孩，会诱使她像母豹一样扑过去。

　　人们驱赶她，她毫不理会，依旧紧跟孩子，给孩子米饭吃。无论周围的人对她多么凶恶，她都毫无怨言地照看着孩子。时间长了，人们就烦了。轰她，打她，她都不走。后来发现一个极简单的法子就能叫她永不再回来——就是让那个穿黑衣服的男孩说一声：滚！你这疯婆子！她就傻愣愣地哭很久很久，然后不气馁地再去追另一个男孩子。

　　后来我就回来了。工作不允许我长久地跟着她。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她。

　　唐最雄长叹了一口气，“也不知这女人现在怎么样子？不知她走到哪个省份了？”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在这个悲惨的故事里，急驰了上百里。天色完全地黑了。汽车大灯像两条笔直的钢轨，伸向无际的远方。陡起的沙尘像一柄柄巨大的蘑菇，从黑暗中嗖地移动到路当中，好像显身的妖灵。满载饼干的汽车冲撞过去，沙尘破碎成柔软的斑块，放我们钻过去，又在我们的身后无声无息地弥合为深逐的大幕。

　　副驾驶不知何时醒来了，眼睛已恢复正常。

　　“你来开。我累得很了。”唐最雄说。

　　两个人就换了座位。

　　副驾驶抱上方向盘，车立即兴奋地摇摆起来，灯光像游龙般逶迤。

　　突然，一只野兔跃上公路。

　　一只多么愚蠢的兔子啊！它只需向任何方向一侧一歪，就隐避在大漠无底的黑暗中了。可是兔子顽强地沿着汽车大灯的光往往前蹿，脚爪翻飞，像从天上飘忽而下的毛团。

　　要依副驾驶平日的习惯，早就一踩油门撵了过去。野兔是戈壁滩上很低等的动物，而且机警无比，车轮过处，很少有死在辙下的，原值不得珍惜。

　　但陕北来的小伙子，这一次出奇的小心。他精致地挪动着方向盘，好像那是一架钟表的秒针。

　　庞大的载着许多饼干的汽车，摇摇晃晃地跟着活蹦乱跳的野兔，在如漆的大漠中蹒跚。

　　我看到远方有一个黑衣女人飘扬的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