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从内地探家归来回边疆，从乌鲁木齐搭上一辆军车，是运送压缩饼干的。驾驶楼子里坐着司机、副司机，把我夹在中间。冬天穿得多，挤得像一堵绿墙。

　　六千里的路途，要在戈壁雪域急驰12天，晓行夜宿，好像追赶队伍的孤雁。路上的景色十分荒凉，赫锈色的大漠像沉睡万年的黄猫，在喉咙深处打着闷哑的呼噜。载着高高饼干箱的大卡车，像无足轻重的虱子在爬行。

　　长途行车，要同司机搞好关系。不但生活上他们会关照你，一路还可天南地北的聊天，以排遣孤旅的寂寞。

　　我坐在中间，左边执掌方向盘的副驾驶，一个面色透出血丝的陕北小伙，总像被别人刚击过一掌似的。他正在学艺，属于技术尚不熟练因而热情极高的阶段。开起车来双目炯炯，所有的动作都因用力过度而夸张。

　　他很勤快，每天早早起身，用汽油喷灯把冰冻的发动机烘烤得暖洋洋。接着用一块油腻的抹布，把车身擦得闪光。特别是车的大灯，雪亮得如同巨鲸的眼睛。我看他太辛苦，就说：“擦那么亮干什么？一路都是荒山野岭的，连个西游记里的妖怪都没有，谁看？”

　　他低着头依旧擦，手指甲因为用力而发白。嗤嗤地说：“有人哩。车走着走着，会突然跳出个村子。有娃子来看汽车哩。还有鸡呀鸭的也都来看呢。”

　　跟这样的新兵，你就觉着自己没了道理，再不能说什么了。

　　小鬼人挺可爱，但技术实在不敢恭维。边塞的路，先天粗糙又失保养。断断续续朽同烂绳。但偶尔会在被车轮耙松的搓板路里，竖着极狰狞的石块和极险恶的陷阱，副驾驶完全不知避让，驭车直冲过去，腾的颠起滚流黄尘，让你的心从胸膛飞射脑门然后狂泻脚底。大厢上装载的饼干，齐声发出粉碎的呻吟。我想，到了目的地，这批饼干需改一个名字，叫做炒面了。

　　每逢颠得剧烈的时候，我就用眼睛去瞪坐在右面的正驾驶——他叫唐最雄，是个老兵了。希望他能负起责任，指导一下徒儿，不要把车开得像自杀。

　　但是唐最雄无动于衷，甚至连跟睫毛都不眨动，裹着皮大衣，冬眠的样子。但是他绝对清醒，证据是车身每一次剧震之前，他都会微抬身体，很舒缓地松弛了全身的筋骨，把自己调整得如同一管质地优良的弹簧。当从轮胎传达来的猛烈颠簸驾临时，就像婴儿等到了摇篮的一次晃动，很惬意地随节奏俯仰着。

　　我觉得他这个师傅不称职，或许自己没什么真本事，也指点不了徒弟。要么干脆就是偷懒，漫漫行程中，一直都是让副驾驶开车，他自己袖手养神，比我这个搭车的还要轻松。

　　要说唐最雄一点也不关心徒弟，也不全面，每逢路过村镇的时候，他的眼光就像鹰隼一样锐利起来，从粘满风沙的睫毛间迸射而出，随着穿越公路的每一个活物——也许是一个满面尘灰的孩子，也许是一只看不出颜色的鸡鸭，也许是一条生了撅皮病的黄狗……快速移动。一旦村舍在背后隐没，他的头就立即萎顿下去，重新陷入皮大衣毛茸茸的领子里。

　　最后一天，狂风骤起。副驾驶在一次把人颠得骨折的动作里，迷了自己的眼睛。他又搓又揉，把眼珠捣腾得像红荷包，还是不行。最后是我拆开自己的棉袄袖口，抽出一缕棉花，用火柴梗卷了两个简易棉签，蘸了雪水，才把那粒黑沙子掘了出来。

　　病源虽已除，但副驾驶的眼睛迎风流泪，一时半会是开下了车了。

　　逼不得已，正副驾驶员易座。唐最雄在揣着手坐了11天汽车以后，正式握上了方向盘。

　　他一踩油门，手臂一个回环，我就知道自己遇到了行家。车启动像一头海豚缓缓举鳍，无声但是迅捷无比地开始了滑行。原本凸凹不平的道路像抹了油似地光滑起来，在车轮下缎子似地延伸。当然那些隆起和坑陷还在，只是唐最雄巧妙地躲闪了它们，在各种障碍的边缘优雅行进。甚至这种被动的躲闪中还蕴有一种节奏，使你感到他不是在开车，而是把自己的身躯膨胀到同卡车一般大，俏皮地在风沙弥漫的荒原上舞蹈。

　　我刚开始很高兴，表扬他：“想不到你开车的技术这样好。”唐最雄不置可否，几乎是不屑地哼了一声。好像一个美女听到别人盛赞她的妩媚，不胜其烦的样子。

　　随着路途渐远，我生起气来，不是气他的不识夸奖，而是气愤他既有这么好的驾驶技术，为什么偷懒，让我们，包括他自己，都多受了许多颠簸。这就好比一行3人，一路上都是小女人在做饭，色香味俱无不说，还顿顿夹生。直到了最后一日，你才知道，同行的老女人是个烹调高手，就是极简陋的菜蔬，也做得别有风味。可她一直在暗地里窃笑着，你说气人不气人？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