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86年的一天，甘肃天水放马滩的一个汉墓里，出土了中学课本中提到的那张“又薄又软”的纸。造纸界、考古界、史学界一下子安静下来，纷纷把目光集中于这次新发现。
主持这次发掘的甘肃省考古所研究员何双全向本刊介绍，放马滩纸的出土年代为西汉初年文、景二帝（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41年）时期，比蔡伦造纸早近三百年。
与以往考古发现不同的是，这次出土的古纸质量较好，纸面平整光滑，质地薄而软，上面还有用墨线绘制的地图。
放马滩纸的发现极为偶然。偶然发现的结果，成就了一代又一代文物学家、考古学家。偶然发现的魅力，也吸引着新一代考古学家，承继前贤，创建新说。
出土文物的古墓葬，位于一片偏僻的林区。不知哪年，林场在放马滩盖了几间土房子，作为护林站，这几间房子正好压在一片无人知晓的古墓地上面。
由于经常下雨，房子地基下沉，房子后坡常常滑塌，屋顶经常漏雨。1986年，一场春雨过后，山体又出现滑坡，工人决定动手挖土清泥。
向下挖着挖着，忽然几根大木头冒了出来。林场工人们看惯了地面上的木头，被从地下冒出木头来弄糊涂了。于是继续挖，古墓的一半椁板暴露出来。裸露在外的椁板，就好像一个大木箱，镶嵌在山崖上。
好奇的工人索性找来锯子和撬杠，锯开木棺，伸手去摸，结果摸出一卷竹简。木简泥糊糊的，看不清是何宝物，工人便拿到河边用水冲洗，隐约看到上面有不认识的文字，这才意识到可能是文物，赶紧向天水市文化局报告。
甘肃省考古所的何双全、田健等人接受任务，于当年3月赶赴放马滩。
“简直不可思议，那是一片战国时期的公共墓地，有一百多座墓葬。”何双全说。考古队抢救性发掘了十几座。
其中，在离古墓群较远处发现了一个编号为5号的墓葬。这个墓葬里出土的器物，和其他墓葬不同。5号墓没有明确纪年，根据和临近陕西墓葬出土的同类陶器、木器、漆器进行对比，何双全他们认定，这是一座西汉初期的墓葬。
考古队员在墓葬死者的胸部发现了一片类似丝绸的东西。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田健看到这片东西，疑惑地说，“双全，这不是丝绸。”“不是丝绸能是什么？”已有二十多年考古经验的何双全接过来，在放大镜下仔细端详，“哎哟，还真不是丝绸，是纸。”
经过反复检验，在1989年第2期的《文物》杂志上，何双全发表了放马滩的发掘简报。
最早注意到放马滩纸地图的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古代地图专家曹宛如。当时曹正在编写《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至元》。看到何双全的论文后，马上叫停即将刊印的《地图集》，飞赴兰州。经曹鉴定，放马滩纸是一张古代地图的残片。此后放马滩纸地图被收入了这部目前中国最权威的古代地图集。
紧接着，科学史专家潘吉星也注意到西汉纸地图出现，和曹不同，潘关心的是这张地图画在什么东西上面。潘吉星拿着何双全提供的样品，请日本高知纸业实验场进行技术鉴定，分析化验结果表明，放马滩纸是以麻类植物制造而成，纤维分布均匀，质量明显优于陕西灞桥纸。
事实上，纸张完全用来作为书写材料，还是东晋（公元4世纪）以后的事。放马滩以前出土的西汉纸，匀度不大好，厚薄相差较大，它虽然可以用作书写，但是看来做杂用的可能性更大。然而放马滩纸的发现，证明早在西汉初期，纸已经开始用于书写了。
放马滩的考古发掘总报告《天水放马滩秦简》，在整理考证了23年之后，由中华书局于2009年8月出版。报告称，这张纸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纸实物。它的发现不仅证明西汉初期就有纸出现，而且已用于绘图或书写，把纸的历史提前至西汉初期。”
一次性出土297张西汉纸
放马滩纸的发现，让何双全觉得自己“命很好”,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更好的命”还在后面。
1987年，在甘肃敦煌悬泉置，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队员采集到多枚暴露在地表的木简。当时正在敦煌考察的何双全被紧急调往现场。根据地表发现的汉简，何双全确定这是“汉代遗址无疑。”事后，甘肃省考古所决定，悬泉置遗址暂时以地下掩埋保护为主。
何双全回来后，始终惦记着这处汉代遗址，此后的两年每年都去勘察。1989年勘察时，发现地表被挖了5个洞，“坏了，有人盗墓。”何双全立即给上级打了报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90年冬开始对悬泉置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长达3年的发掘过程，一次又一次地给何双全惊喜。悬泉置遗址共出土古纸550张，其中西汉纸297张，7张西汉纸上有字，成为目前我国考古发掘中发现古纸最多的地方。
悬泉置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与安西县交界处，西距敦煌市府（古沙洲）60公里，东去安西县府（古瓜州）60公里，是汉代驿站遗址。
遗址占地22500平方米，包括办事机关、马厩。院外西北部是垃圾堆，大部分遗物、简牍都是出土于此。
据何双全介绍，文物堆积的土层层次十分清晰，出土纪年木简最早的为西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最晚的为王莽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纸的年代与此对应。
何双全带着潘吉星到过正在发掘的现场。此后两人接受本刊访问时，都提到一个细节，在尚未挖掘出的地层中，他们看到汉简和古纸纽在一起。
“除此之外，纸上字体也可以分辨纸的年代。”何双全说，西汉和东汉的书法不同。西汉是半草半隶的书法风格，到了东汉，要么隶书，要么草书，风格比较统一了。
何双全将发掘简报刊登在《文物》杂志2000年第5期上。长达40万字的最终发掘报告，他仍在撰写中。他说，这是他退休前最重要的事情了。
至此，“蔡伦以前有纸说似乎没有什么疑点了，”何双全说，“悬泉置297张西汉纸的发现，为研究造纸起源提供了丰富的实证。”
我国以前有过这样的说法，认为“考古不下三代”,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的文献记载已经十分丰富，各种正史和野史的历史文献众多，并且保存的情况也相对比较好，不需要进行考古研究了。其实情况并非如此。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是不同的信息库，前者一般记录的是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而后者发掘到的更多是各阶层民众日常生活的遗留物。因此，即便对于文献记录非常详尽的遗址和历史阶段，考古研究也能为历史提供极为重要的信息。正如中国考古学会前理事长苏秉琦说言，历史已逝，考古学使它复活。
针对长达大半个世纪的争论，2010年7月出版的《中国考古学·秦汉卷》，根据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指出，“早在蔡伦之前的西汉时期，中国已创造出了麻质植物纤维纸。随着西北丝绸之路沿线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在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许多西汉遗址和墓葬中发现西汉不同时期制造的古纸，从而引起了造纸起源问题的大讨论。”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