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可见，中山桥从它建成那天起，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承担了无比繁重的运输任务，负荷十分沉重。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山桥，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条重要的战线，一个坚强的堡垒。在这座桥上，驼队与汽车交织，汽笛与驼铃共鸣，奏响了一曲悲壮的抗日交响曲。无数军粮、弹药、火炮源源不断地从桥上通过，送抵抗日前线，送到抗日战士的手中。英勇顽强的中国军民，用这些武器狠狠地击打残暴的日寇，终于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中山桥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仅向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补给，而且从沦陷区驮回了西北师范教育的摇篮，安放在了兰州西郊的黄河北岸，又使众多流落的西路军红军，回到了党的怀抱……

　　“七七事变”后，战争的阴霾笼罩着全国，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在血与火的灾难中承受着煎熬，处境十分艰难。为了使教育事业在战火硝烟中能继续生存发展，不少大学举校迁入西南和西北大后方，从而诞生了西南联合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云南的昆明和陕西的城固成了当时中国的两座“大学城”.1939年8月，设在陕西城固县的西北联合大学改组，其下设的师范学院独立设置，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西北联合大学下属的师范学院的前身是晚清时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是师范馆，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该馆独立设置，更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师范大学内迁陕西城固县，隶属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改组时，该学院再次独立建院，称西北师范学院，李蒸任第一任校长。

　　李蒸，子云亭，河北滦县人，我国着名的教育家。北平师范大学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后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任校长、院长，为西北师范学院首任院长。1945年，奉调离任。1949年，参加张治中率领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北上谈判，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参事、民革中央委员、全国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等职。他在西北师范学院的迁校、建校、治校工作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西北师范学院迁到兰州以后，市政府把十里店街命名为“李蒸路”,以示纪念。

　　1940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西北师范学院由陕西城固迁往甘肃兰州。李蒸院长亲自来到兰州勘定校址。当他跨过兰州中山桥，溯河西行至黄河北岸的十里店一带时，发现沿甘新公路之处有大片荒滩，平整后可做校址，于是便选定在“兰州西郊六公里，黄河北岸沿甘新公路处”筹建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分院。1941年5月，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分院在兰州十里店成立，齐国梁任分院主任。建院之初，广大师生员工备受颠沛流离之苦，但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就地取材，因陋就简，一边建设，一边搬迁，一边教学，令人十分佩服。经过四年的艰苦创业，到1944年底，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全部迁来兰州。李蒸、黎锦熙先后任院长。学院设有国文、英文、体育、史地、数学、理化、博物、家政、教育等系和劳作等专修科，师资阵容较强。西北师范学院迁来兰州之前，主要教授有李建勋、鲁世英、郝耀东、方永蒸、马师儒、胡国钰、金澍荣、袁敦礼、董守义、徐英超、黎锦熙、罗根泽、谭茂辅、陆懋德、黄文弼、杨人梗、汪堃人、罗章龙、邹豹君、杨向奎等；西迁兰州后，这些教授大多随学院来到兰州。另外，学院又聘请了焦菊隐、张振生、孔宪武、张世勋、李嘉言、叶鼎彝（丁易）、程金造、顾学颉等着名学者来院任教，一时间学院师资队伍人才济济。学院在完成本身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承担一部分社会教育和社会服务工作。

　　兰州黄河上的这座为抗日战争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铁桥，不仅载着沉重的汽车、长长的驮队，把西北师范教育的摇篮放在了兰州的黄河北岸，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组织下，载着流落的数千名西路红军战士回到了抗日战争的前线，还载着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往返于延安和苏联之间，架起了中苏联系的桥梁。

　　由于兰州是西北重要交通枢纽，是抗日战争期间的国际交通要道，也是中苏两国战时联系的主要通道，因此，设于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就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联系的纽带。中国共产党的许多要人，如周恩来、邓颖超、任弼时、王稼祥、蔡畅、刘英等前往苏联时，都须通过中山桥；八路军需要的许多物资也均由“八办”组织，通过中山桥运往延安。1937年到1938年夏的一段时间里，滕代远、盛世才的副官从新疆运来12车高射机枪子弹和西药，及高自力带来的10车皮衣和军火，都是从中山桥通过运往兰州，然后转运到边区的。

　　中山桥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在日本侵略军狂轰滥炸的弥漫硝烟中，以通行马车的荷载，以自己坚强的钢铁脊梁，默默地忍受着痛苦，承载着沉重的汽车队、马车队、驮运队，一步步地把抗日推向胜利，一次次地把西北教育的摇篮驮到黄河北岸的十里店，一回回地把流落的西路红军战士送回到前线，一趟趟地运送中国共产党的要人往返于苏联、延安之间，中山桥用行动见证了自己的光荣！

　　中山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兰州、全歼兰州马步芳军队的战役和进军青海、宁夏、新疆的解放战争中，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为解放整个大西北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上半年，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根本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对胡宗南集团展开了强大的春季攻势，取得了陕中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胡宗南、马步芳两军的联合反扑，歼敌46000多人，解放了陕西省省会西安及榆林、咸阳、周至、武功等广大关中地区，打乱了胡宗南集团退守汉中、四川的计划，把解放西北的战役推到了战略决战阶段。

　　1949年7月扶眉战役之后，第一野战军即开始千里追击敌军。解放大军直指兰州，拉开了解放兰州的序幕。

　　兰州位于甘肃中部，是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国民党统治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兰州的地理位置在军事上十分重要，是连结甘、宁、青、新的枢纽地区，北依白塔山，南临皋兰山，黄河从中穿流而过，中山桥横跨黄河。城南逶迤绵延数十里的山脉，从东到西依次为十里山、马家山、窦家山、皋兰山、沈家岭、狗娃山，峰峦高耸，互为依托，成为兰州的天然屏障。为加强兰州防御，马步芳军在山上修筑了大量工事，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黄河是兰州的天堑，中山桥是黄河兰州段上唯一一座桥梁，有“一夫守桥，全城紧锁”之势，也是国民党军退守宁夏，青海的唯一水上通道，故有重兵把守。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也积极进行战役部署。

　　8月4日，彭德怀、张宗逊、闫揆要向各兵团下达了进军兰州，歼灭青海马步芳集团的预备命令。次日，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发出解放大西北的动员令。各兵团加紧作战，扫荡国民党残余势力，势如破竹，迅速向兰州推进。8月19日，右路第十九兵团进至兰州东南25公里的定远镇以东地区；中路第二兵团占领兰州城南20公里的阿干镇及九条路口，按计划抵进兰州城南、城西；左路第一兵团渡过黄河。8月20日，第二兵团和第十九兵团会师于兰州城郊，进行解放兰州的战斗准备。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