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研究范围限制沿用至今，并在当时让谈判陷入僵持。

    接下来，李琦带人留在华盛顿谈判，周培源则带队去考察美国的大学。

    在美方眼里，中国教育被“文革”耽误10年后，有些太先进的技术暂时还无法在中国运用，因此中国学生除了在名校学习外，还可以到一些社区大学学习。但中方明确表示，中国留学生只进美国的一流大学，学美国的一流技术。

    访问哈佛大学时，校方派出的接待者是医学院院长。

    “我们来的是科协主席、北大校长，是名望那么大的周培源周老。他们等于是派个二级学院的领导出来接见。我们觉得太不尊重我们了。”郭懿清回忆说。

    会见过程中，周培源出来上厕所，看到会场外的郭懿清，便问：“小郭，礼品还送吗？”

    “不送了。”郭懿清随口回答。

    “对！不送了！”周培源说。

    那期间，代表团成员讨论问题时，常常跑到院子里去，认为户外不可能被窃听。

    在美国停留13天后，代表团终与美方达成11项“口头谅解”，并议定，“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这个并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议定，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起到了美国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唐占晞后来了解到，那些曾在1974年前后给中国写信的美国教授，在5年以后终于收到了回信。信的内容大同小异：教授，谢谢您1974年来函要求交流，我们很想交流，但要等到时机成熟以后才能做，现在我们认为时机成熟了。

    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时机的确已经成熟了。代表团回国后，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出首批50名留美人员。

    在与教育部外事局时任副局长胡守鑫熟悉之后，唐占晞问他：“胡先生，你们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找到50个人的？”

    “我们抓人。”

    “怎么抓？”

    “我们开着面包车，到中关村的大学和研究所，走进办公室就问，你们这里谁又红又专又有英语基础？人被叫来后，我们问几个问题，挥挥手说，好，上车。经过几天思想教育，告诉他们这次到美国留学符合国家政策，然后就送到使馆来。”胡守鑫笑着说。

    唐占晞对胡的话至今信以为真。以唐占晞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他有自己的判断：毕竟“文革”刚过，大家心有余悸，害怕万一去了之后，国家的路线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来，要么回来了被戴帽子。教育部需要告诉他们，这是国家的需要，是邓小平的命令，到美国去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回来给国家做贡献。这样大家才会安心。

    不过，在具体做选拔工作的郭懿清眼里，生前说话一直很幽默的胡守鑫，是在跟唐占晞开玩笑。实际上，这50个人是通过英语考试、业务考试和政治考核后，严格选拔出来的。他们原定在1979年9月赴美。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

    唐占晞当天就接到教育部打来的电话。对方口气很着急，“唐先生，请您马上到教育部来一趟。”

    “有什么急事吗？”

    “邓小平同志昨天亲自打电话给部长，要求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唐占晞和郭懿清开始手忙脚乱起来。

    英语考试，60分及格，但真正能考到60分以上的不多。有几个考到八九十分的，要么本人是1949年前从教会学校毕业，要么他们的导师1949年前曾在英美留学。

    李琦非常重视人员选拔，明确表示：“第一次往美国派留学人员，必须保证质量，政治上要过硬，业务能力要强。”

    最终，外事局确定了50人的名单，其中女性不到10人。郭懿清等人开始正式下达集训通知。

    这50个人被送到设在北京语言学院的出国人员集训部集训。集训期间不能请假，还要经常就集训内容进行严肃讨论。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