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还没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基本路线还是阶级斗争，不是改革开放。”唐占晞这样解读当时的困局。

    7月10日，在会见普雷斯时，邓小平强调，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唐占晞回忆道：“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科技知识，美国是最先进的国家，应该帮助我们。他提出派人到美国学习。”

    随即，卡特总统在凌晨3点接到了普雷斯的紧急越洋电话。

    美方没有料到，中国竟然会主动推开这扇留学之门。

    “那时候从上到下，是从内心里觉得美国比我们先进，真心要向他们学习。”郭懿清回忆说。

    “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

    邓小平发表讲话后不到20天，教育部便完成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选派计划。

    但在普雷斯回到华盛顿近3个月后，中美双方有关教育合作交流的工作协议还没有达成。普雷斯向方毅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有关留学人员的事宜。

    这件事，让唐占晞第一次到了位于北京西城的教育部。在民族饭店附近，他下车问路，发现不少人远远看见他过来就提前走开了。最后，一位老太太朝教育部的位置斜了斜眼睛，努了努嘴，又用一只手贴在胸前指了指方向，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走进大木仓胡同，唐占晞看到一栋五六层的红砖楼，不少玻璃已经被打碎，大门外面挂着的教育部的牌子却很新。

    “什么人？要干什么？”看门的人问。

    “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唐占晞回答，同时递上名片。

    看了一眼名片，看门人朝大楼里面喊了一句，“美国一秘来了。”楼里面的人接着喊，“美国一秘来了”。看到唐占晞进来，里面的人也跟着喊，“美国一秘来了”，直至唐占晞走进接待室。

    经过商谈，中国教育代表团定于当年10月访问美国。35年前曾留美的中国科协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担任代表团团长，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则以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代表团顾问的民间身份出访。谈判的对手则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国际交流署署长以及白宫、国务院的有关人员。

    在华盛顿的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留学生人数和专业范围。

    反复商谈后，双方同意，“在1978至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

    会后，唐占晞接到通知：“明天到白宫旁边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找罗宾逊先生。”

    第二天，唐占晞一走进罗宾逊的办公室，就看见房间墙壁上的一块黑板，上面写着120多个苏联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专业。当时，美苏之间进行一对一的交换学者。跟中国则没法这样交流，因为中国的人选不是按人而是按学科门类来划分。

    “听说‘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怎么回事？”罗宾逊问。

    “白宫要开始跟中国交流。”唐占晞答。

    “多少人？”

    “第一批，500个。”

    “哦，黑板不够大，写不下。你明天再来讨论吧。”罗宾逊耸了耸肩告诉唐占晞。

    次日，唐占晞发现开会地点改在一个小会议室。一番自我介绍后，他才知道坐着的10多个人来自空军、国防部、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部门，大都是情报人员。有些部门，这个海军陆战队前队员甚至从未听闻。

    唐占晞告诉他们：“白宫方面和总统本人，都决定开始跟中国交流学者。”这些人则从国防的角度，指出有一些学术领域，外国学者尤其是苏联和中国的学者不可以涉及，并划定了一系列范围。唐占晞回忆，根据这个范围，他们设计出一个表格，以后申请留美的中国人，都需要填写各自的学术背景、研究领域等信息。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