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3点，美国白宫的电话骤然响起，总统吉米·卡特被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来自北京，打电话的人是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国访问。

    “总统先生，我实在不愿意打扰你休息。”普雷斯说。

    “肯定是发生了危机。”卡特判断道。

    “不是，我正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当然可以。”

    “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2008年12月，在中美建交30周年前夕，卡特接受中国媒体集体采访时，回忆起北京时间1978年7月10日发生的这一幕。

    “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派5000人，第一批只有50人。”2011年11月15日，在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室内，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唐占晞（John Thomson）说。33年前，他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

    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互派留学生的共识后，两个承担具体工作的人，成为中美双方落实政策的直接接口。美方就是唐占晞，中方则是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工作人员郭懿清。

    33年后，他们几乎同时关注到中国媒体在11月15日集中报道的一条新闻——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14日发布的“开放门户”报告显示，在2010/11学年度，美国共招收国际留学生723277人，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为157558人，比上一学年度增长23%。这意味着自去年留美学生数量首次超过印度以来，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赴美留学第一大生源国。

    “当时没有人想到中国会同意跟美国互派留学人员，也没有人会预料到，30多年后这个数字会从50增加到15万这么多。”唐占晞一边往自己的菊花茶里加糖块，一边感叹说。

    这位美国前外交官精通汉语，了解中国人100多年来的留美历史，也曾亲历中美高层之间有关留学事务谈判的现场——那是一个一度封闭的大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推开国门的瞬间。

    一扇多年敲不开的门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John Thomson访问台湾后，对中国文字和文化产生兴趣。他开始学中文，并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唐占晞”。

    “当时美国很少有人学中文，对我们来说，苏联很恐怖，是第一个不能去的地方，而中国大陆也是个陌生而可怕的地方。”唐占晞回忆。

    他要深造中文，能选择的地方只有台湾和香港，因为“不想去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也不让进”。1966年，在成为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留学生后，他几乎天天能看到或听到“光复大陆”的标语和口号。

    海峡对岸，原本只对苏联、东欧开放的留学之门，此时也彻底关闭。为使拟留学出国人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1966年6月30日，负责留学工作的高等教育部向全国下发通知，“经请示中央批准，今年选拔、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决定推迟半年进行”。

    “半年”的时间，最终变成了12年。“文革”10年期间，中国仅仅向21个国家派出337名留学生。

    “这些所谓的留学生，实际上都是语言生，跟1978年之后以理工科为主的留学生，并不大一样。”2011年11月29日，郭懿清在家中回忆说。

    1973年，33岁的南开大学外语系教师郭懿清曾作为考察团成员赴美，教育部派这个8人团赴美考察的内容，仅限于语言教学。

    此时，她未来的合作伙伴唐占晞，已从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专业硕士毕业，担任美国新闻总署驻台湾新闻处新闻官。那两年的局势变化，让唐占晞有些眼花缭乱。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第二年，美国在中国大陆设驻华联络处。但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中美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美国国内政治不管怎么变，一个愿望一直没变，就是跟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交换学者、学生。美国认为这是加深互相了解的最好方法。”唐占晞说。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