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是我国第一代敦煌学家，敦煌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从上世纪40年代起，常书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历经妻离子散、命运浮沉的种种不幸和打击，义无反顾地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世人介绍敦煌艺术，培养了一大批敦煌艺术专家和研究学者。
如今，这位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奉献了一生老人，已在西北大漠里沉睡了16年，被誉为“敦煌的守护神”。
——编者
引子
“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时序已是初冬了，这是1945年的冬天。千佛洞前的白杨树全都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落叶连同沙山的泡泡刺，在已结冰的大泉宕河上飞旋飘舞。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在朦胧的晨雾中显得灰暗而沉闷。”
这一段文字，引自常书鸿的自传《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写的是1945年冬天他从敦煌迢迢万里返回内地求援的境况。
1943年，常书鸿独辟草莱开创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几经风雨飘摇，却在抗战胜利的前夕被国民政府撤销了。常书鸿好不容易两次从内地招来的艺术家、学者和工作人员，包括自己的妻子，都因为研究所毫无经费来源、生活无法维持，或忍耐不住这里的艰苦与寂寞，纷纷离他而去，甚至不辞而别了。常书鸿几经辛苦才建立起来的队伍可以说已经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了两名青年工人。处此绝境，他将何去何从？
梁思成送他四个字：“破釜沉舟”
常书鸿，满族，1904年生于杭州，1927年赴法国学习油画。1935年，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第一次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在博物馆里看到了敦煌卷子画，深为敦煌艺术的高度成就感到“十分惊异，令人不敢相信”。他在回忆文章《铁马叮咚》中写道，他当时“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现在面对祖国的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这也是促使他结束法国的几年学习早日回国的原因之一。
次年，常书鸿回到北平，在一次学人聚会的场合，常书鸿与梁思成第一次见了面，从此成了终生好友。他们谈到了敦煌，两个人都兴奋不已。1942年秋的一天，梁思成来找常书鸿，问他愿不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这正是常书鸿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他略加思索之后便毅然承担了这一工作。梁思成笑着说：“我知道你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原来，当时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从西北考察回来后提出了建立敦煌研究所的提案，并获得通过。梁思成得知这个消息后，才来探听常书鸿的口风，并向于右任力荐常书鸿担任所长。
事情很快定了下来。从此，常书鸿开始了他终生无悔的敦煌事业。1943年，常书鸿离开重庆时，梁思成送了他四个字：“破釜沉舟！”徐悲鸿在常先生为筹集研究所经费举办的个人画展上送他一句话：“要学习玄奘苦行的精神，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
初到敦煌，石窟不忍目睹
初到敦煌时，石窟的惨象令常书鸿倍感辛酸：许多洞窟已被曾住在里面烧火做饭的白俄军队熏成漆黑一片，一些珍贵壁画被华尔纳用胶布粘走，个别彩塑也被偷去；大多数洞窟的侧壁被王道士随意打穿，以便在窟间穿行；许多洞窟的前室都已坍塌；几乎全部栈道都已毁损，大多数洞窟无法登临。虽赖气候的干燥，壁画幸而仍存，但冬天崖顶积雪，春天融化后沿着崖顶裂隙渗下，使壁画底层受潮，发生起鼓酥碱现象。窟前绿洲上放牧着牛羊，林木岌岌可危，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就像细细的水柱甚至瀑布一样，从崖顶流下，堆积到洞窟里，几十年来无人清理。总之，莫高窟无人管理，处在大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之中。
面对这种情况，常书鸿深感到自己肩上的任务沉重而艰巨，他暂时放弃了画画，义无反顾地干起了既非艺术又非研究的石窟管理员工作。
首先要做的事是修建一道围墙，把绿洲围起来，禁止人们随便进入，破坏林木和进出洞窟。没有经费来源，常书鸿不断地给国民政府打报告，可是半年过去了，经费仍毫无音信。常书鸿只好给梁思成发去电报，请他代为交涉。第三天就接到回电，告知“接电后，即去教育部查询，他们把责任推给财政部，经财政部查明，并无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预算，只有一个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因不知所在，无从汇款。”显然，是财政部的官员不知道“敦煌”为何物，把它误为“东方”了。经过梁思成的奔走，经费终于汇出。梁思成还鼓励常先生继续奋斗，坚守敦煌。这对于工作人员情绪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洞窟里面的沙子大约有10万立方米，如要清扫，按照当时的工价，需要300万元，但所里剩下的经费只有5万元了，幸而得有当地驻军义务参加清运，才把这么多的沙子清除了，用驴车拉到远处。
在崖顶有裂隙的地方抹上了泥皮和石灰，防止雪水继续渗入。他们还尽可能地修补那些已颓圮不堪的残余栈道，以便研究人员可以进入洞窟，开始了洞窟的编号和普查，逐渐开展了重点壁画的临摹。但多数洞窟当时还是上不去，他们就使用一种相当危险的名为“蜈蚣梯”的独木梯。在调查南部位在高处的一座晚唐洞窟第196窟时，常书鸿与潘絮兹、董希文和工人窦占彪上去工作，蜈蚣梯却不知什么时候翻倒了，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被困在距地近三十米高的洞窟中。他们试图沿着七八十度的陡崖往上爬上崖顶，却险些摔下山崖。后来还是窦占彪一个人先爬了上去，再用绳子把他们一个个吊上去，才脱离险境。
张大千说：“这是无期徒刑啊！”
生活是异常艰辛的，连最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时常发生困难。久居法国，常书鸿特别喜欢喝咖啡，甚至从法国带回国的咖啡壶，也带到敦煌去了，可是他只能喝又苦又咸的咖啡，因为没有糖，而水却是咸的。不用放盐，熬的粥也是咸的。尤其是夏天，下午的溪水经过一上午阳光暴晒，盐分更大。那时敦煌的老百姓先要解决主粮的生产，很少种植蔬菜，成年都是吃咸韭菜。常书鸿一行初到敦煌的时候，刚好闹过一场马步芳部队四乡抓壮丁的动乱，街上的铺面都关门了，他们在敦煌城的第一顿饭就是面条拌盐和醋，加上一些咸菜。水质不但含盐，含碱量也很大，醋是每天不能少的。
肉食要从城里买来，来回五十几公里，牛车要走12个小时，加上戈壁滩上太阳一晒，肉往往也就臭了，豆腐也酸了，所以只能在冬天把肉腌起来。
因为缺乏燃料，要从好几十里以外的戈壁滩上挖取一种叫做“梭梭”的枯死灌木树根来烧，所以举火一次，就要蒸够吃半个月的馒头。新蒸的馒头一出笼，立刻铺在笸箩里放到房顶上让太阳暴晒，干透了可以保存两三个月。大米是从内地运来的，很少。连“洋火”也是从内地运来的，据说当时一盒“洋火”可以换到一斗麦子。口粮不充裕，除了农忙以外，一般的日子里一天只吃两餐。
宿舍和办公室是小庙的土屋和由马棚改造的房子，土炕、土桌子、土沙发和土书架，是最常见的家具。
刚来时，常书鸿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牛车，后来有了两头驴，可供人骑。后来敦煌县政府破获了一个贩毒案，没收了犯人的一匹马，送给了常书鸿。直到1950年才有了一辆敞篷卡车，所里人可以在大冬天裹着皮大衣进城看电影了。
刚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和谢稚柳还在，后来谢稚柳先走了，张大千临走时对常书鸿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一定要坚持在敦煌留下来。”
遭受双重背叛的打击
忍受着生活上所有的不便，常书鸿就这样和最早有志于敦煌艺术事业的人员一起，开始了艰苦的拓荒。但是，背叛从一开始就存在。一名从重庆跟来的摄影师拍摄了许多壁画照片，还有一位“教授”抄录了一些供养人题识，都席卷而走了，他们靠着这些在外面招摇，那批照片现藏在美国某博物馆。
但是，一心投入工作而忽视了家庭的常书鸿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背叛在自己的家庭居然也发生了，他的妻子以去兰州治病为名出走了，丢下了两个子女。妻子走前，常书鸿还写了好多信，托朋友沿路照顾她，直到出发后他才得知了情况，知道妻子再也耐不住敦煌的犹如修道士般的艰苦生活，已打算不再回来了。
常书鸿遭到了人生中第一次最重大的打击，心情悲痛欲绝，他策马狂追，跑了200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被在玉门找矿的地质工程师孙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救起。抢救了三天，常书鸿苏醒以后，理智重新占了上风，他毅然选择了事业，又回到了敦煌。
常书鸿的女儿沙娜出生在巴黎，这时已14岁，母亲出走以后，她中止了在酒泉中学的学习，一方面带养弟弟，一方面跟着父亲学画，参加了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她与父亲的临摹作品和画作在兰州展出，获得极大成功，被一位来自美国的加拿大人叶丽华女士看中，并热情邀请沙娜到美国学习美术。几年后，沙娜学成归国，以后长期出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成了很有声望的艺术家。儿子嘉陵从小跟随父亲，把自己的前途也献给了敦煌。
常书鸿曾画过一幅全家自画像，一家三口，显得多么和美。前妻陈芝秀是一位留法雕塑家，听老人们说，陈芝秀的性格其实挺好，待人和气，乐意助人，她只是实在不能忍受敦煌的生活条件和枯寂，也不能体念身负重任的丈夫。她曾劝常书鸿放弃敦煌事业，为此两人经常争吵。作为母亲，丢下两个孩子，陈芝秀心中也非常不忍。离开敦煌后，她过得并不好，先是在浙江老家当了一名中学美术教师，后因她曾到法国留过学，被认为历史复杂而清理出教师队伍，以致穷愁终生，只有女儿沙娜时常接济她。陈芝秀给女儿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拒绝将壁画临摹品运往台湾
1945年春，常书鸿委托已离开研究所的原总务主任张民权在重庆举办了一次临摹品展览，希望扩大敦煌的影响，得到社会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当常书鸿正梦想着如何继续并扩大敦煌事业时，却祸不单行。这年7月，常先生接到教育部的通知：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将石窟交给县政府管辖，停止拨给经费。这意味着研究所无法再继续下去了！这无疑是又一次惊天霹雳般的打击，常书鸿枯坐无语，泪流满面。他的学生们只得怀着遗憾和愧疚纷纷离去。
只有常书鸿仍然坚守在敦煌，他想起了两年多前离开重庆时朋友们和张大千临走前的嘱咐，决定自动延长他的“刑期”，于是，常书鸿踏上了东去求援的旅程。
常书鸿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几经周折找到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给了常书鸿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决定将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所，解决了经费、编制等问题，甚至还给了一部十轮大卡车。
与此同时，张民权也传来了好消息，说敦煌临品在重庆的展览获得了意外成功，还说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也参观了展览。常书鸿还收到了许多支持的信。
1946年秋天，常书鸿返回敦煌，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他从四川招来一批新人马，如郭世清、刘缦云、凌春德、范文藻、霍熙亮，在兰州又加上了流浪中的段文杰。1947年到1948年里，研究所又增加了一些新人，有霍熙亮、段文杰、孙儒简和李其琼夫妇、史苇湘和欧阳琳夫妇、李贞伯和万庚育夫妇，还有李承仙。李承仙是学画的，当时也是志愿者之一。1947年秋，常书鸿和李承仙组成了新家庭。
研究所的工作逐渐恢复并走上了正轨，除了继续保护工作以外，壁画的临摹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1948年夏秋，常先生带着各专题500多幅临本在南京和上海又举办了一次展览，展览结束，这批临本以彩色画册出版。
此时，敦煌艺术研究所又重归教育部，在国民党政府即将覆亡的前夕，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下令将这批临品全部送到台湾“展出”，常书鸿察觉到其中的用意，没有执行。他将所有临本妥善秘藏于上海和杭州，自己带着子女，悄然飞回兰州，回到了敦煌。
1949年9月28日，也就是建国前三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常书鸿和他的敦煌艺术研究所迎来了新的时期。
永远守护着莫高窟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造反有理”的年代，常书鸿作为研究所的“当权派”，也被无情地打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只领取生活费……然而，这位一生中一再遭受命运打击和背叛的艺术家，却再次奇迹般地挺下来了。在熬过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岁月以后，敦煌研究所也坚持住了，一直发展到今天，已拥有约500人的敦煌文物研究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常书鸿患老年失忆症已经不轻了。尽管那时他住在北京木樨地高干楼里，享受着部级待遇，还挂着许多头衔，但在人们拜访他时，常书鸿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话题总是：“为什么要我住在这个屋子里？为什么把我弄到北京？为什么不让我回敦煌？我要回敦煌，我还要住我那个土房子！”
曾在处境最艰难的时候被常书鸿接纳，来到敦煌研究所的美学家高尔泰劝他：“算了，别回敦煌去了！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但常书鸿不这么认为，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
常书鸿晚年在北京的寓所墙上，挂着一幅他临摹的敦煌壁画，是一身十六国时期的飞天，画风苍劲有力，在飞天周围的空地和裱边上有上百位先生的朋友和晚辈的签名，其中有孙儒简、高尔泰和许多熟悉的人名。
莫高窟有一座倚崖高楼，称“九层楼”，檐角都挂着铃铎，叫做“铁马”，不管冬夏，白天黑夜，都在微风中摇曳作响，尤其寒冬静夜，清越的铃声穿过林杪，幽远宁静，渲染出一种动人心魄的历史感，更为难忘。常书鸿听了几十年，现在听不到了，只得在窗前挂出一串铃铛，聊胜于无而已。他写的回忆文章也以《铁马叮咚》为题。常书鸿总以敦煌人自居，从北京给人写信，总是忘不了自称“客寓京华”。
1994年6月，常书鸿在北京病逝，时年90岁。按照他的遗愿，常书鸿的骨灰埋葬在了莫高窟。生前，他是敦煌的守护神；去世后，他也永远守护着莫高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