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４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战犯特赦大会”在功德林隆重举行。法官致词后宣读了首批特赦人员共３０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１９６１年２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这个职务非同一般；是经国务院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而任命的。还专门开了会，庄严地颁发了任命书。
　　杜聿明很珍惜这种工作机会，因此特别努力。他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力求忠实地把过去经历的事实记录下来，供史学家和后人参考。１９６１年，他写了《辽沈战役概述》、《淮海战役始末》几篇；１９６２年又着手写他任东北保安司令时的资料，都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
　　杜聿明等任政协文史专员后，张治中、邵力子两位老师特地邀约杜聿明等人及有关人士在和平宾馆欢聚，以示祝贺。张、邵二人关切地问杜聿明等，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有何困难需要解决，可向他俩提出来，能帮助解决的就给解决，不能解决的，可以代为向政府或有关方面反映，还勉励杜聿明等努力工作，为国效力；并且说：“你们当中丧失配偶的，可以重新组织家庭；家属在大陆的，将向统战部和政协领导建议，把家属户口迁入北京，以阖家团聚。”杜聿明受到极大的鼓舞，积极和在美国的妻子曹秀清通信，促她早日回大陆团聚。
　　１９６３年６月３日，杜聿明在北京机场迎到了从美国久盼而归的妻子曹秀清，夫妇俩喜滋滋地手牵手走进了布置一新的家。分别１５年后重新相聚，杜聿明恍如隔世，悲喜交集。老两口很少出外串门，杜由政协下班后，不是在院子里拾弄花卉果木，就是在灯下夫妻对玩桥牌，日子过得十分幸福美满。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政协机关后院大殿内，贴满了大字报，其中对《文史资料选辑》中某些史料和观点，指名道姓地提出批判。杜聿明对于涉及自己的部分，很认真地去看，有的还抄了下来。外面的“造反派”在政协大门上贴上了传单，指责政协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提出要扣发民主人士的工资，赶出北京。政协职工没有照办，只是让专员参加打扫卫生等劳动，扣发工资３０％。当时外面已经开始乱揪乱斗，气氛十分紧张。杜聿明和宋希濂、郑庭笈二人原来同住一院，每天到机关上班，都是结伴而行，以便互相照顾，如发生意外有人通风报信。杜聿明对当时发生的一切，不能理解，但很镇静，曾对郑庭笈说：“这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１９６６年８月，红卫兵掀起“破四旧”高潮。政协领导为了使专员们不至于卷入，宣布：“专员暂时停止上斑，在家里自行组织学习班。”当天晚上，杜聿明和同院的宋希濂、唐生明、郑庭笈研究，决定第二天开始学习，家属一律参加，每天上午９时至１１时学习半天，四人轮流主持。还决定在院内及大门口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和标语。这件事全由杜聿明一手操办，他用红油漆以仿宋体工工整整地书写，但也没有挡住红卫兵到院里来“破四旧”。
　　开始是北京各中学和大专院校的学生，继之而来的是外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他们把杜聿明家里的《文史资料选辑?雪、照相机、电动缝纫机都拿走了，还要把杜的大儿子的骨灰盒扔掉。曹秀清急了，哭着说：“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不能丢?选”那些红卫兵终于发了善心，骨灰盒才幸免于难。最使杜难过的是，１９６０年黄埔师生和周恩来在颐和园的珍贵留影被拿走了，他惦念了很久。红卫兵还贴了一张大字报，对这个院子提出三条“勒令”：一、自动减少工资；二、不准请保姆；三、打扫胡同的卫生。杜召集大家研究，决定由宋希濂起稿，杜抄写，回答了一张大字报，表示接受红卫兵的要求和批评意见。第二天中午，来了三个带着照相机的红卫兵，把杜等叫出去，要他们站在大字报下面照相。杜聿明始终没有弄清这几个红卫兵是哪个单位的？照相有什么目的？以后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院里的人都出动扫胡同。
　　在这些日子里，杜聿明除了学习和搞卫生，整天都蹲在家里。他对“文化大革命”很少发表议论，也不听外面传播的小道消息，只是看书学习，好像外面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郑庭笈问起他今后怎么办时，杜总是说：“要相信党和政府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周恩来知道了杜聿明等人的处境，当即指示政协领导，要把文史专员作为保护对象，并发还扣除的工资。十一国庆节，杜聿明、宋希濂又被请到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在那动乱的１９６６年，给予这种待遇，使杜聿明感到特别温暖和珍贵。就在这时，不知哪个单位的红卫兵在大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此院内已经检查，以后不要再来‘破四旧”。果然就再没有人来折腾。１９６９年秋，政协又将杜聿明等召回机关，恢复上班。杜聿明这才了解到，前一阶段对他们的保护措施，是按照周恩来批示办的。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８日夜里，大批红卫兵和公安民警，到唐生明家里抄家，唐和他的妻子徐来都被押走了。杜、宋、郑三家不知是怎么回事，都各自紧闭大门蹲在家里，偷偷从窗户窥探。１１月６日，沈醉、康泽同样被带走；１２日董益三被带走。这件事使杜聿明等又紧张起来。郑庭笈问杜：“你对这件事情是如何看法？”杜还是说：“党的政策不会变，不会把所有特赦人员都押回监狱的。”
　　“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全国兴起“外调”之风，政协机关也成立了接待外地来京调查人员的机构。找杜聿明调查材料的人特别多，外调人员有时要排队等候。杜聿明深深感到，提供材料关系到被调查人的生死存亡，是—桩极为严肃的大事，因此无论是和来人面谈或书面答复，都是再三考虑，做到实事求是。有时他记不起当时的情况了，就请有关朋友帮助回忆；实在不知道的，他也介绍线索，让来访者能够继续进行调查。
　　１９８１年５月７日上午７时２７分，杜聿明终于停止呼吸，与世长辞，终年７７岁。 (责任编辑：adminkjx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