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兰州，中国大陆地理版图的中心。
民国时期，有建筑师将它规划为中国的“文艺之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它是一座盛产文艺的城市。
如今，随着诸多本土文化人的离开，兰州正在彷徨。
在当下中国，人和城市之间，总是有太多不同方向的故事在演绎。以文艺为借口窥探兰州，去留之间，我们读出了更多的性情和况味。
壹
这是一座开阔和封闭性格兼有的城市。
兰州是座山河之城，两山夹一河，将它变成一个狭长通透的城市：从最东边的城关区到最西边的西固区，距离足足有40公里；从南边的五泉山到北边的白塔山，却不超过十站路。被山压制着的城市，在地理性格上，总有那么一点近乎幽闭的自足，即便这是五省交汇之地，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是整个中国的几何中心和整个西北的旱码头。河流的开放，和盆地的保守，在兰州奇怪地交融在一起。
国民政府统治期间，曾有建筑师将此城规划为中国“文艺之都”,概因其地理气质与奥地利维也纳极其相似，也是两山一河，跳脱通透，血脉杂陈，极利精神飞升。不同之处，在维也纳多的是宫殿与音乐厅，而兰州多的是庙宇与牛肉面馆。那个时候的兰州，因为地处抗战大后方而变得极为热闹，各色人等汇集于此，寻找生活出路也捎带寻找生命意义。曾有某着名女飞行员来到兰州，皮衣皮裤皮鞭，四处打问哪里有土匪，她要前去会会手。至于诗人、作家以及新闻记者，20世纪40年代，谁要是不来趟兰州都觉得自己不够潮流。
时至今日，兰州有三百多万人口，大部分是移民背景，又是蒙藏回汉多民族交融之地，因此，造就了这座城市“野性十足”的文化气质：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在意，什么都可以拿起，什么也都可以放下。
或许正是这样的多元催生出的“无所谓”心态，滋生了兰州的“文艺盛名”--乐评人颜峻曾把兰州比作中国的西雅图，因为这里曾经是摇滚重镇，盛产各路音乐人；西北师大别名“西北诗大”,因为这所大学出产了太多诗人，理想主义成了不可救药的标签；这座不大的城市拥有李老乡、娜夜、叶舟三位鲁迅文学奖得主，他们全都是诗人，他们的文字迥异于其他城市；中央电视台的兰州人可以排出个加强连，水均益、朱军、李修平、李文举、肖崴；除了《读者》之外，这里还有《飞天》《飞碟探索》这两本完全“不接地气”的杂志；这里还诞生了享誉世界的舞剧《丝路花雨》以及《大梦敦煌》，它们都是兰州最知名的文艺品牌。
事实上，将“文艺”这个词放在兰州身上作为标签似乎略显轻佻，“文艺”更适合杭州或是台北的轻浅气质与暧昧氛围。兰州没有那么美，甚至也没有那么忧伤，它只是粗粝简单，好勇斗狠，真实动人。这里的人从来率性而为，重然诺轻生死，不像沿海一带算计成本，故事多少都有些命运感。很多人，很多事，都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就是本来如此，就是顺其自然，看得清楚却说不明白。
贰
黄河一脉，自星宿海而来，穿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在此与洮河、湟水、庄浪河、咸水河四水交汇，冲撞而下。山逼河来，河劈山去，切割出一线纵贯四十多公里的兰州谷地。黄河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野性十足。它的水质含混不清，万物被它裹挟而下，可能半途蒸发，可能中道断流，可能奔流到海，也可能就此沉积成大地的一部分。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始终是兰州这座城市的精神特质。兰州是座在路上的城市。这座城市里，几乎每个人，要么是刚从某个地方回来就又准备出发，要么是在打点行装准备前往某地。他们代表了对生活极大的、无休止的不满。年轻人长时间不见后再次碰面，第一句话总这样开始：“现在在哪里呢？”是的，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格外重视“现在”,重视那种“此时此刻”的存在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是命运让我们暂时栖居于此，欢乐甚至悲伤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喝酒的时候你别盯着我看。
在兰州摄影师宋晖看来，生活在兰州，就是一个“我在等待你离开”的过程--“人们从四面八方更为微小的地方像潮水一样涌到这里，生活在别处，他们始终这样认为。人们在这个动荡的摇篮里使劲，也仅仅是使这个城市显出些不安与野蛮的生气来。然后，他们做出决定，‘我们必须离开，趁时间还不算太晚'.于是，迫不及待地收拾行装，裹挟着动荡的风，兴高采烈地登上汽车、火车、飞机，奔向遥远的南方、东部、西方，去寻找一个能承载更多梦想的城市。而兰州，我的城市，并没有因为人们的离去而安静片刻，因为新的、躁动的血液在不断生长出来，一刻不停。”
有关城市的命题，终归是城市和人的命题。而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最迷人的或许就是离开还是留下的选择。兰州所谓的文艺性格，或许主要来自于这种去留行止之间所产生的精神张力。
比如，诗人叶舟，祖籍甘肃武威，他总在自己的诗文末端署名处写着“于兰州一只船上”,那其实是一种随时出发漂泊的举意。再比如，作家韩松落，出生于新疆和田，在旷野上长大，十多岁才随家人迁移到兰州，所以他至今还记得波斯菊、八瓣梅、兔子花、太阳花、萱草、菖蒲、羊角奶、石蒜这些植物的名字。
还有，如今隐居云南大理的野孩子乐队，反复用歌声向“生身之地”兰州溯源而上，唱着“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而另外一支低苦艾乐队，还在兰州生活，却始终唱着“兰州，总是在清晨出走，夜晚温暖地醉酒”.
叁
这是一座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的城市。有人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品牌屹立的背后，却是文艺人才的不断流失。如今的兰州，已经不是一座文艺的城市，很多人都已经离开。它是文化重镇，滋养了许多诗人、歌手、演员、主持人，却又没能留住他们。
到处都有兰州走出去的人--画家高尔泰在美国，乐评人颜峻、导演高子鹏、画家马云飞在北京，作家杨显惠在天津，摄影家王轶庶在广州，当代艺术家张鼎在上海，音乐人张佺在大理，作曲家徐孟东在杭州……他们都在兰州度过了黄金时代，然后从此出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他们中间每个人，都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兰州气质。那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但一个眼神甚至一个动作对过去，你立即就能感受到来自西部的凌厉。那些从兰州出走的人，其实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兰州，他们走到哪里都忘不了这座粗糙结实的城市。因为这些人不停地行走，兰州才无处不在，才更加成其为一座“想象中的城市”.
当然，仍有许多文艺人坚守在兰州，例如诗人叶舟、作家张存学、徐兆寿、习习、尔雅，还有闻名全国的“低苦艾”乐队众人，以及摄影家王志军、宋晖、包小强、画家苏鹏，还有剧作家杨晓文。
兰州提供给他们的，只是有限的表达空间。低调存活的几本体制内文学杂志，给文学青年以阵地。“葵”livehouse、“西厢记”酒吧，给一批音乐人铺设了舞台。“谷仓”艺术馆给众多摄影师提供了交流和展出的场所。杨晓文的话剧，也时常在兰州的剧场和大学剧场里上演。但兰州所能消化的文艺人口和文艺活动，也就仅限于此。
逃离带有诗意的果断，坚守也有丰沛的理由。在逃离和坚守背后，继续向上追溯，就是人生那些终极的大命题。当一个人在兰州出生那天起，他或者她的命运里，就刻上了离别的预言，他们也迟早会在未来某天，面对那些终极的问题，和此时此刻，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一样。
离开的人如同鸟兽，他们的啼鸣乃至嗥叫声中，都带着故乡不可磨灭的基因。正如希腊诗人卡瓦菲斯那首着名的《城市》中所写的那样--
你会发现没有新的土地，你会发现没有别的大海。
这城市将尾随着你，你游荡的街道，将一仍其旧，你老去，周围将是同样的邻居；这些房屋也将一仍其旧，你将在其中白发丛生。
（写于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