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邮驿有3000多年的历史，曾经在维护和巩固历代王朝的统治，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今天，回首漫漫岁月，面对崇山峻岭里的古代驿道，观看戈壁大漠中历经沧桑的邮驿遗址，我们的心灵深处，仍然会被历史的回声所感动。
便捷快速的邮驿传道
中国古代把邮政叫作“邮驿”.东汉学者许慎认为，“邮”是古时边陲地区传递书信的机构，“驿”在古代是指传递官方文书的马、车工具。因此，在我国古代，邮驿应理解为：给政府传递公文及给来往官吏提供食宿及车马运输工具的机构。历朝历代因邮驿职能的调整分合等，不同时期叫法不同。周朝时称“传”,春秋战国时称“邮”或“置”,秦朝时称“邮”,汉朝时称“置”或“驿”,魏晋时称“邮”或“驿”,唐朝时称“驿”或“馆”,宋朝时称“急递铺”,元朝时称“站赤”,清朝时称“邮驿”.
我国是文明古国，据发掘的现有甲骨文记载，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专门的邮驿传递设施，到了春秋时期，邮驿传递的速度已经很快了。《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孔子所说的意思是：德性的广泛传播，比邮驿传递公文的速度还要快。借此，可以反观出当时邮驿传递的飞快速度，已被社会所公认。
甘肃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自汉武帝派霍去病征战河西，武力驱逐匈奴势力后，在丝绸之路甘肃段沿线“列置邮亭”,设立了许多邮驿，保证长安到西域的信息畅通无阻。从那时起，甘肃境内驿道延伸，邮驿增加，出现了“列邮置至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局面。
1990年，在敦煌市莫高镇甜水井东侧，发现了震惊世界考古界的悬泉置遗址，这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古代邮驿。据考古专家分析，悬泉置始建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前后，废弃于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以后，汉代前后连续使用220年左右。据史料记载，悬泉置在东汉废弃后，唐代又在这里不远处，重新设立并启用，改称为悬泉驿，继续履行其邮驿的作用。
这个邮驿经历了汉、唐王朝，前后使用达400多年。在汉代，当时敦煌的悬泉置设立，首先是传递朝廷的公文信件，其次是负责接待过往的各级官员和往来商客，以及前往中原的外国使节等。在悬泉置的文物发掘中，出土的汉简文书竟达2.5万多枚，主要有皇帝诏书、国家法律、各级郡县行政文献、驿站内的文书资料和日常运行记录等。其中，有个汉简是置啬夫的管理日志，其中写道：悬泉置有官徒卒御37人，传车15辆，传马40匹，还有官牛和牛车等。置啬夫，“置”,即邮驿，负责传递朝廷官员公文和行政命令及转运物资和公务接待的地方，“啬夫”,当时县级以下官员的谓称。悬泉置啬夫，即悬泉置邮政组织机构的行政长官。从这里出土的汉简上，可以看到当年沿河西四郡，由武威到敦煌沿线的邮驿站名称及相互间的里程，从苍松、鸾鸟、小张掖、姑臧、显美、昭武到祁连置，邮驿准确标识出了当时丝绸之路在这一带精确的路线位置。
据汉简史料记载，当时从长安到敦煌的这条丝绸之路古道上，共设有80多处类似的邮驿。汉朝全面继承了秦朝的邮驿制度，并改革创新，“邮”和“驿”分流。邮驿中具体规定为：以骑马为主递送公文的方式，便以“驿”正式命名；以步行为主递送公文的方式，便以“邮”正式命名；负责长途传递公文的机构，叫“驿置”,负责短途步行传递公文的机构，叫“邮亭”.当时规定驿道上“十里一邮亭，三十里一邮驿”.驿使统一着装，头戴红头巾，臂着红色套袖，身背赤白囊，醒目地奔驰在驿道上。步传每天可走四五十里，车传每天可走七十里，马传每天可走三四百里。而且传递方式是接力交接式的，人马歇息，公文不得停留，必须接力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下一个邮驿。当时，从金城郡（今兰州市）快马传递公文到长安，计算为1450里，七天就可以跑一个来回。
到了魏晋时期，我国中原地区战乱不断，但是河西走廊地区却很安定，这里的邮驿传递也非常畅通。1972年，嘉峪关新城镇的戈壁荒滩上，发现了有1400多座魏晋时期的古砖墓群，其中在5号墓的挖掘中，发现了一块《驿使图》砖画。画中一位信使骑在一匹枣红色骏马上，左手举着简牍公文，右手拉着缰绳，正在奔驰途中。他的脸部神情严肃紧张，特别是没有绘出嘴巴，说明当时的驿使保密工作很严格，守口如瓶。他骑的那匹奔驰的骏马，四蹄腾空，马尾飘逸，可想象出马的速度之快。这幅《驿使图》，真实地再现了当时邮驿人员，风驰电掣的传递速度和昼夜不停、风雨兼程向远方递送官府各种公文文书的场面。古代边塞诗人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诗赞：“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历史的脚步走到了唐宋时期，邮驿也进入了空前的繁盛时期。据柳宗元《馆驿使壁记》中记载，唐朝以长安为中心，散射状开通七条大驿道，通往全国各地，即长安到四川、广东、福建、山西、山东、云南和新疆。其中，长安至西北的西域驿道路线是：自长安经泾州（今泾川县北）、会州（今靖远县北）、兰州、鄯州（今乐都县）、凉州（今武威）、瓜州（今瓜州县东南）、沙州（今敦煌市）直达安西（今库车县）都护府。
驿道边上设置的邮置，运行效率非常高，长安的政令一经发出，两个月内便可在全国推行。据《大唐六典》记载，全国有水陆驿2557个，驿务人员2万多人，其中驿夫1.7万人，构成一支庞大的官府邮驿队伍。宋朝，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与之相适应的邮驿管控也更趋向军事化，邮驿事务由朝廷的兵部直接掌管，负责邮驿的规章条令、人员调配、驿马配置等。同时，朝廷枢密院管理驿马的发放，颁布驿使的凭信符牌等。当时，将传递朝廷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具体分为“急脚递”“马递”和“步递”,邮传效率进一步提高。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正月，西夏王朝派出大量步、骑兵，踏冰桥渡过黄河，围攻兰州。兰州府传递紧急军情，携金字令牌直通神宗皇帝。红底金字的金牌上写着“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八个字。沿线邮驿十万火急，日行500里，军情很快就送到了开封的皇帝手中。
我国历史上疆域面积最大的是元朝，为了保证对国家有效的控制，元朝政府尤其重视邮驿网点的布局和驿道的扩展。元朝把邮驿称为站赤。元朝中书省、通政院和兵部共同管理邮驿组织。全国有驿站1119处，驿马4.5万匹。元朝通过驿道与西方进行频繁的往来，当时有三条国际驿路，一条是从蒙古通往中亚；另一条是通往北部的尼塞河、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上游；第三条是经过甘肃全境，通往中亚、欧洲的传统丝绸之路古道。特别是从宋末时期继承下来的急递铺，在元朝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元史·兵志》记载，铺兵跑步递送文书至下一急递铺约10里，身系悬铃主要是让驿道上的行人听到铃声后让路。当铃声传至下一站时，站里的铺兵提前准备，人一到站便接过他的公文包袱立刻出发。这样一站站以此类推，公文传递效率非常高。《永乐大典·站赤八》记载称，设在甘肃境内的驿站尤其多，因为甘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且河东地区多高山峻岭和深山峡谷。据统计：天水至临洮一线设驿站12处，泾川至兰州一线有驿站10处，宁州（今宁县）经灵州至河西一线设驿站15处。另外还有蒙古的站赤32处，脱脱禾孙马站（稽查）6处。当时朝廷通信有两种方法：一种称为“铺兵传递”,主要是通过步驿传递有关日常政务的文书；另一种“遣使驰驿”,主要通过马驿，传递朝廷重要的文书及军情急务。驰驿传递人员必须持牌符证件，以此表明驿使的重要身份及证明此文书或军情的重要性。最常用的是金或银字圆牌。这种金圆牌上刻有汉字、畏兀儿字和八思文字等三种文字，刻着“天赐成吉思汗皇帝圣旨疾”字样。1965年，甘肃省博物馆在兰州征集到一块元朝的铁质银字圆牌，牌面正反面都刻有虎头纹样，正面刻八思巴蒙古文，经专家考证其字意为“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不从者治罪”.当时，金银字牌由据守地方的蒙古诸王或军事长官掌管，遇有要事，牌子随驿使及公文同行，用以给沿途邮驿昭示，证明其人和物的重要性。
明清时代，邮驿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朱元璋称帝后，立即下令整顿和恢复全国的邮驿网络。明朝对邮驿规定，日常文书交给步行的递铺处理，重要紧急文书交给马驿办理，因后者速度快。明清时期兰州作为交通枢纽中心，驿道呈放射状，通往陕西的驿道有三条：一是兰州经定西、会宁、静宁、隆德、平凉、长武至西安；二是兰州经临洮、漳县、天水、两当入陕西至凤翔；三是兰州经固原至西安。兰州通往青海的驿道有两条，分别为兰州经临夏和兰州经永登至西宁。兰州通往宁夏的驿道有三条。兰州通往河西的驿道主要沿古丝绸之路入新疆。众多的邮驿均设置在沿绿洲有水源人口居住多且战略关口要道上。如山丹县的峡口，位于丝绸之路战略要地。唐代着名诗人陈子昂称之为：“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峡口堡邮驿，就设在古称“锁控金川”的天险战略要冲上。这里古遗址有古长城、古城门、古兵营、古城楼等，当时的峡口堡邮驿重点是递送紧急军事情报及传递各类官方信息，接待过往官吏。邮驿人员与驻守的军营将士们，岁岁年年坚守在西风古道上，共同维护着丝绸之路的畅通。
清朝后期，鸦片战争惨败，清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可是古驿道上的邮驿仍在艰难地正常运转着。据史料记载，清朝在甘肃共设驿站132处，配驿夫2158人。兰州榆中就处在丝绸之路古驿道上。榆中有两个历史悠久的古邮驿站，即金崖驿和清水驿。直到中华民国2年（1913年），清水、金崖两邮驿站才正式裁撤。由此可见，当时榆中这两个古老的邮驿，伴随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邮驿人员忠于职守，直到最后仍将结余的驿站运行资金全部上交。
近年来，榆中县在民间发现了清光绪年间清水驿的邮驿文书记录。其中三份是由河州行营经兰州府（今兰州市）、兰泉驿、金县（今榆中县）金崖驿、清水驿、定西秤沟驿发往内地的夹板公文文书记录；两份是由西宁行营经兰州府、兰泉驿、金崖驿、清水驿、秤沟驿发往内地的夹板公文文书记录。这五份邮驿文书，详细记录了过往公文上下邮驿站接送时刻、登记号、接交人、马夫姓名、邮驿站之间路程、驿道情况、延迟的时间、原因、天气情况等内容，文书上还有兰州府、金县知县防伪签字和府、县大印。从这些文书记录中，可看出邮驿严格的管理及邮驿人员严谨细致的履职状况。
严格的邮驿组织管理及良好的设施
中国古代邮驿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以法治驿，靠严刑峻法和严密的组织管理来保证邮驿正常运行。秦朝颁布《行书律》，律文中指出，皇帝诏书及注明的紧急文书，接到后立刻送出；不急的文书，当天处理完毕，不许留存积压，如果有耽误者，以法律论处。《行书律》还规定，收发文书时，必须详细记录文书发出或收到时的日期，甚至要注明早上或晚上。
东汉曹魏时期，颁布了《邮驿令》，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邮驿法。唐朝的邮驿法令，集中在当时国家法律汇编的《唐律》之中。宋朝在国家大法《宋刑统》中，对邮驿设立了众多法律法规，如其中规定：“诸不应入驿入者，笞四十，”贪赃枉法者，“皆杖一百”.
在南宋时期，朝廷官员汇集编纂了散失在民间的有关邮驿旧规，汇成《金宇新书》115条。其中涉及邮驿刑律的51条，有关赏格的10条，有关邮驿递铺管理的54条。元、明、清时期，对邮驿管理也都有明确的法律和规章，如元朝的《站赤条例》、明朝的《昭代王章》等。明朝朱元璋掌握政权后，限制王公贵族私自使用邮驿，影响其正常运行。朱元璋的一个驸马都尉欧阳伦，多次违禁利用邮驿递送走私茶叶，其家奴更是仗势欺人，强迫沿途邮驿提供车马，捆吊打骂驿站人员。朱元璋知道后震怒，把驸马欧阳伦赐死，他的家奴一并处以死刑。这样，暂时对邮驿管理起到了好的作用，出现了“驿递清乐，而里甲不扰”的良好局面。
古代邮驿的基础设施也随王朝当政者的重视而改善，随王朝的衰败而弱化。今天我们还能从文物或文献记载中，感受到当时的情景。如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从现今考古发掘的地基上看，整个邮驿坐西朝东，占地面积达两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000余平方米。主体建筑的坞堡，犹如一个很大的城池。院子四角还有角楼，正门上建有门楼，大院子里有好几十间房子，院子外面建有马厩、车棚等。可以想象出当时这里宽阔高大气派的邮驿建筑风貌。兴建于明朝的兰州沙井驿，占地面积近万平方米，是一座规模宏大，气势非凡的邮驿城堡，四周修筑高墙，内有水井、房子、马厩、料场等设施。
唐朝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诗人杜甫带妻携子流落到甘肃秦州（今天水），住在秦州驿中，他曾留下了一首赞颂秦州驿美景的诗歌：
“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叠多幽事，喧呼阅使星。老夫如有此，不异在郊垌。”
诗歌中描绘出了邮驿一幅美丽如画的风光图画。门前是一个青幽幽的水池，边上是翠绿的竹林，还有高大茂盛的柳树绿林。中唐诗人刘梦得在《管城新驿》一词中，更有形象生动的描写：
“门街周道，墙荫竹桑，境胜于外也。远购名材，旁延世工。既涂宣哲，领甓刚滑，求精于内也。”
意思是邮驿门外的街路规整宽敞，周边草木优雅，邮驿房子内是名贵木材构建，墙壁房顶是高级精美的装修。
百姓通邮难及驿使的悲凉命运
古代邮驿站点是历代朝廷的官办机构，主要为历代封建王朝及官员们服务，老百姓基本上享受不到邮驿的服务。平民百姓的书信传送十分艰难，基本上靠熟人乡亲或商旅捎带传递，其时效性差，毫无安全保障。所以，古代百姓渴望通邮，流传下了“青鸟传书”“鲤鱼传书”“黄耳传书”“鸿雁传书”等民间通邮传说的故事。
在汉代《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写道：“客从远方来，送我一书札，长相思，久离别。
置书怀袖中，三年字不灭。”
可见当时通邮之难，相思之深，家书抵万金。晚唐诗人杜牧在一首《旅宿》的诗中写道：
“旅馆无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灯思旧事，断雁警愁眠。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湘江好烟月，门系钓鱼船。”
从中可看到他烦闷的在旅店里思乡难眠，想写份家信吧，要隔年才能捎带到，通邮难的苦闷可见一斑。而在晚唐一位叫韦庄的诗人诗句中，可看到更可悲的一面：“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
可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封建王朝建立起来的发达的邮驿网络和豪华的邮驿馆舍。在服务于封建王朝统治的同时，也满足了历代一些官吏假公济私，捎带私人信件物品，甚至享受奢侈腐败的生活。他们利用便捷的邮驿网络，运送个人物品，甚至在驿站胡吃海喝，巧夺民利，恣意享乐。
晚唐诗人杜牧的诗道出了真情：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里，形象描绘出了驿使飞马奔驰，一路风尘滚滚，人们以为有紧急奏章上报，却原来是通过邮驿从南方专门送给皇妃吃的新鲜荔枝来啦。
当每个朝代走向没落时内乱四起，邮驿费用得不到保证，驿使生活毫无保障。邮驿人员大部分是被迫服劳役的平民百姓，他们深受压迫，一些郡县的贪官污吏，仗着山高皇帝远，任意克扣他们的口粮，使之更加贫困。唐代武宗时期，在甘肃肃州（今酒泉）终于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邮驿驿丁起义。这次起义为首的是泛国忠、张忠，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快马快步，从肃州一直打到了沙洲，得到了沿途各驿丁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朝廷得不到情报，仓皇不知所措，起义者给朝廷很大的震动。
元朝往来于邮驿的官员，更是胡作非为，他们“持威挟势，颐指风生”,花天酒地，无所不为。他们对驿站人员发泄私愤，即行吊打，无节制地使用驿站马匹。据《永乐大典》记载，延佑元年（1314年），官吏由于昼夜在驿道上使用马匹，驿站无法应付，造成大量马匹途中倒毙。元代诗人许有壬在诗中写出了站赤们的悲伤生活：
“盛冬裘无完，丰年食不足。为民籍占驿，马骨犹我骨。束刍与斗菽，皆自血汗出。”
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使许多站赤人员被迫出走逃亡，甚至出家。
清代诗人秦松铃在一首《点夫行》中描写出邮驿人员悲苦的生活：
“奔疲面目黑，负背形神枯。水深泥没踝，衣破肩无肤。苦情不敢说，欲语先呜呜。”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随着历史演变，古老的邮驿站点，跟随时光的流逝，渐渐淹没在岁月的长河中。他们对历代王朝政权的巩固，以及在经济文化繁荣发展中发挥出的巨大作用，留在了史册里，默默地见证着昔日的辉煌。
清朝末年，伴随着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也输入了一些新式的邮政运行管理方式，旧的邮驿运行方式显得落后了。1896年，清朝政府开始办理新式的大清邮政，邮驿逐渐被代替。到了1913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宣布，将全国古老的邮驿站点全部撤销。这个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使用了几千年的邮驿传递方式从此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