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后，西安情报处在西安的部分工作人员及亲友合影。　　前二排：王超北（右四）、李茂堂（右三）。后排：吴宗鲁（左三）、蔡茂林（右二） 。

　　珍藏在西安市档案馆的、全宗号为 G6的革命历史档案是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西安情报处的档案全宗。

　　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西安情报处（简称“西情处”）是中共中央社会部在国民党统治的西安地区坚持对敌隐蔽斗争的情报组织之一，建立于1939年秋，1949年西安解放后结束，负责人为王超北（陕西澄城县呼家庄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西安情报处的档案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王超北捐赠的文献资料；一部分是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搜集整理的王超北等人撰写的、在西情处工作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连同文献资料一起向我们讲述了当年发生在古城西安的谍战故事。

　　大莲花池街7号的故事

　　在西情处全宗的文献资料中，有一份已经破损的图纸很特别。这是一张画在蓝色绘图纸上的建筑设计图，纸张的蓝色已显陈旧，标注的字迹也已变得模糊，图的下半部有左右两处已裂开。这张图分上下两部分，图的右边分别注有“剖面图”和“位置平面图”的字样。这正是王超北同志亲手绘制的西情处秘密机关所在地——大莲花池街7号（现为63号）的地面建筑及地下室设计蓝图。

　　关于这幅建筑设计图，王超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39年，周恩来同志由延安去重庆，路过西安。与他同行的赖祖烈同志到了火车站之后，因为有事便返回我的住处——雷神街五号。这样，我的住所以及我同党组织的关系，就被跟踪的特务发现了。从此，敌特开始了对我住所的监视和侦查活动。为了应付敌特的突然袭击，我在住地辟了一间简便的秘密工作室。当初的打算，主要是为了保存党的机密文件，但在敌人突然搜捕时，我也曾在里面躲藏过好几次。这间秘密工作室仅能容得下一个人，而且除入口外，别无出口，保险系数很小。有一次，周恩来同志路过西安，我将赖祖烈回到我家后发生的事先同他作了汇报，并告诉他有一次我就躲在暗室里脱险的。周恩来听后说：‘嗬，够险的！那你就多挖几个暗室，来个狡兔三窟。’在他这句话的启发下，同时也从长远的地下工作考虑，我决定修建一座比这更理想的秘密地下室。

　　不久，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便购买了遭日军飞机炸成一片废墟的西安莲花池街七号房基地，以及王家巷二十四号、二十四号甲、二十五号三处房基地。四个号门连在一起，成为南北、东西方向，面临两条马路的一片曲尺形的房基地，面积合计1000多平方米。我以重建房屋和挖防空洞的名义，进行秘密地下工程的兴建。工程的蓝图是自己绘制的。”

　　有了建筑蓝图，王超北开始了莲花池街七号秘密地下工程的兴建。他请西情处负责保卫和交通工作的梅永和担任监工，从外县雇来建筑工人，按图分段分期施工。每修好一段，就另换一批工人。地下室的绝密工程和关键部位（如印刷文件，存放密码的地方），以及打通莲花池街七号和王家巷二十四号甲之间的地道工程，都是王超北自己或与梅永和一起挖掘的。这样，除了王超北和梅永和外，即使参加修建的人也不知道地下室的全部秘密。

　　这座从1940年秋季开始动工、1943年春天才全部完工的建筑，凝聚着地下党员的心血和智慧，其设计非常巧妙。从外表看，它与西安城内一般居民房没有什么不同，独门独院，有大小房屋二十余间。但地下却别有洞天，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地道和地下室。地下室修在莲花池街七号后院的地下，离地面5．7米，主体是两个窑洞，分别用于印刷文件和存放秘密电台；窑洞配套有天线、天窗、水井等。地下室共有五个秘密出入口，分别设在王超北家和王家巷二十四号甲梅永和家，出入口都作了伪装。最值得一提的是纵横交错的地道，窄窄的地道只容一人通行，重要转口部分，需要爬行才能通过，如果万一被敌人发现，只要把先下去的第一个敌人打死，他的尸体就自然堵塞了地道；在接近窑洞的地方，设有“鹞子翻身”，即进到这里，须爬行进入一个小洞，翻转身躯，然后才可以进入窑洞。即使敌人爬进狭窄的地道里，也无法使用任何工具，就是进行爆破，顶多不过毁了地下室，里面的机密敌人仍然得不到。

　　地下室自建成之日起，便在对敌斗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莲花池街七号不仅成了西情处开展情报工作的秘密指挥机关，而且是西情处秘密电台的台址和地下刊物印刷所。更重要的是，当敌人来搜捕时，王超北仍在地下室里继续工作，或者从容地从王家巷二十四号甲梅永和家出去联系工作，收集情报。

　　敌人也对莲花池街七号产生了怀疑，把它列为“特种户口”，但他们只知道这所房子的男主人叫王超北，和八路军办事处有过联系，而始终不识其“庐山真面目”。敌人多次搜查，没有发现这座房子的秘密；又搞突然袭击，有时甚至一天搜查几次，王超北好几次已处于危险之中，多亏他的妻子李天筠机智应对，才使他顺利地进入地下室。

　　王超北在回忆录中叙述道：“由于多次搜查没有结果，敌人只能采取守株待兔的办法。他们在莲花池街七号的对面和我的左邻右舍门前设下监视站，如裁缝铺、文具店和小人书摊等。便衣特务还化装成补鞋的、拉洋车的、收破烂、买油条的等等，日夜守候在7号大门附近。冬去春来，敌人连我的影子都没见到，而我却常常出入于王家巷二十四号，并照样到莲花池街七号的地下工作室指挥用秘密电台向延安发报。”

　　直到1947年9月，胡宗南手下的特务头子武装占领了莲花池街七号，西情处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使用了四五年的地下室，搬到另一个地方继续进行秘密战斗。

　情报员蔡茂林的故事

　　在西情处档案中，有这样几卷文献资料：《中共西情处王超北赠给八办〈1939年10月至12月运输计划〉》《王超北于1948年交给西安八办对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西安绥靖公署，住西安军事机关、军校及晋南、豫西区军警特部番号、代号、主官姓名、驻地变动情况调查统计》《中共西情处王超北破获被敌窃取的〈陕甘宁边区西北人民解放军编制系统调查专报〉》等。这些档案都是西情处当年搜集的重要军事情报。其中《王超北于1948年交给西安八办对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西安绥靖公署，驻西安军事机关、军校及晋南、豫西区军警特部番号、代号、主官姓名、驻地变动情况调查统计》，就是由西情处01号情报员蔡茂林提供的一份重要情报。

　　据王超北的回忆录，蔡茂林是河南密县人，1938年入党，1945年打入国民党西北补给区司令部，在经理处被服科担任上尉科员（后任少校科员），负责服装的补给工作。从1946年秋到西安解放，蔡茂林每个月都要给西情处送来一份胡宗南所属部队的部队番号、人数、驻地和指挥官姓名的情报。

　　为了拿到这些绝密的军事情报，蔡茂林结交了补给区司令部各单位的主管军官，他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大批物资如棉被服装、日本军用大衣、皮鞋等来交朋友，联络感情。蔡茂林曾把主管军粮补给的陈少校拉到家里喝酒，蔡茂林说：“现在各部队补给军粮和被服的统计表册，常常出现矛盾，有时差异很大，上头很不满意。建议彼此合作，每月编印一份补给军粮和被服装具的统计表册。一方面可以应付上面的需要，一方面可以核实发放军粮和装具的数字，不致彼此出现矛盾和错误。”陈少校觉得这主意不错，当场就拍了板。

　　1948年初宜川战役前，中央急需胡宗南的军事部署动态和胡部整编后，甲、乙、丙三种整编师的编制，但补给区司令部并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怎么办呢？蔡茂林苦思冥想，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跳了出来：“从绥靖参谋处的保险柜里去取!”西安绥靖参谋处有两个中校参谋，一个姓刘，一个姓赵，都是和蔡茂林一起从汉中第一战区长官部来的，是陈诚手下的人，因为受胡宗南的排挤，他俩被调去搞整编。两人对时局很不满，牢骚满腹。而蔡茂林跟两人的关系都不错，一块喝酒的时候，常听到两人公开骂娘。蔡茂林决心通过他们，打开参谋部的保险柜。

　　一番准备之后，蔡茂林身着少校军装，走进了戒备森严的绥靖参谋处办公室。见到赵参谋，蔡茂林随手从包里拿出一瓶西凤酒和一个火腿，说是朋友送的，来请赵参谋喝两杯。赵参谋很高兴，认为蔡茂林够意思，便同蔡茂林回到自己家喝酒。蔡茂林乘机说：“前线军事吃紧，上司要我在两天内造一份全军的表册，保证装备供应跟上。我们这方面的材料不全，你们参谋处有完整的材料，请借用一下。盼望老兄大力相助，否则，兄弟饭碗不保。”一开始，赵参谋以绝密材料为由，死活不答应。蔡茂林苦苦相求，劝说他要重义气，救朋友，并且保证两天后完璧归赵，并且还建议拉上同管保险柜的刘参谋一起喝酒，以确保赵参谋开保险柜时的安全等等。赵参谋无法回绝，只好说：“试试看吧，舍命陪君子。”

　　搜集国民党蒋介石、胡宗南集团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是当年党中央交给西情处的主要任务。我们从王超北等人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当年西情处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还有：西情处副处长李茂堂，其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内任“中统”陕西调查室主任；６号情报员吴宗鲁，其公开身份是胡宗南部整一军军长董钊的英文秘书；９号情报员屈伸，其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少将主任。西情处先后建立了八部秘密电台，从1939年到1949年，共向党中央发出密电2400多份，约30万字，为中央送去大量敌军的情报资料。这些重要情报在保卫延安、解放全中国的战场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像贺龙元帅所说：“王超北同志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的一个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