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水是嘉陵江上游的支流，它发源于甘肃天水县的齐寿山（古名山番冢山），经小天水、罗家堡与峁水河相会后，东南流经礼县全境再折而东行，穿过西和县南部，沿成县、康县交界线继续东流入陕。汉代以前尚无嘉陵江之名，那时西汉水在今阳平关附近与沔水（今勉水）相通，乃汉水上游两条主要支流西面的一条，故名“西汉水”，当时是西北地区非常重要的河流。在今礼县永兴地区的西汉水北岸，有一座算不上高峻的大堡子山。像陇南地区许许多多山包一样，大堡子山从未引起世人的关注。它默默地俯视着滔滔西去的西汉水，一条建国后修筑的公路从它的腰部盘绕而过。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谁都不曾想到，被历史的积尘掩埋了两千七百多年的秦先公西垂陵园，就坐落在这个土山包顶部的缓坡上。大堡子山深深隐藏着一段失落了的历史，这个巨大秘密的被揭示，成为九十年代甘肃文博领域最具轰动性的事件。

 

　　颇含讽刺意味的是，秦先公西垂陵区的发现，并非考古学界的业绩，而竟是当时十分猖獗的盗墓邪风的产物。当人们开始关注此事时，该陵区所出大量珍贵文物已出现在纽约、巴黎、伦敦以及中国、台北和香港等地，令文化界人士扼腕顿足，震惊不已。尽管如此，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仍不容低估，发现本身意味着历史的再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事后有关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追回了部分被盗掘的文物。省、县两级文博部门对该陵区及附近秦墓群先后两次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取得了不少收获。一些关心我国文化事业的著名学者，如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先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先生等，又将该陵区所出而被盗卖至海外文物的信息资料，向国内学术界作了介绍。著名青铜器专家、上海博物馆长马承源先生，还用重金设法将某些文物购回。甘肃省博物馆也曾多方筹资，陆续征集了许多因该陵区流散到社会上的文物。正国为这样，今天我们才能对该陵区的性质、时代和规模，作出基本判断；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已在省内外文博界展开。

 

　　秦人本为赢姓东夷族的一支，在我国中原地区进入文明时代前夜，由于各主要部族集团发生大冲突、大动荡、大融合而导致的部族大流徙过程中，赢姓秦人西迁至关陇地区。《史记·秦本纪》说，最晚在秦先祖中（氵）时，已“在西戎，保西垂。”这个“西垂”，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的是泛指“西部边陲”。实乃秦人活动的中心城邑。此邑曾被当时在关陇地区势力炽盛的大戎族长期占领，故又有“犬丘”或“西犬丘”之名。中（氵）的后裔大骆，即以西垂为都邑，领导着一个尊西周王朝为盟主的小氏邦。大骆的嫡子名成，庶子名非子。非子善养马，被周孝王台去服务，畜马于“（氵开）渭之间”，即今陕西（氵开）水与渭河交汇的宝鸡以西地区。因他为王室畜马有功，后来就由孝王做主，从大骆家族中别宗分支，以“附庸”身份被封在（氵开）渭之间的秦地，“秦”之名由此开始。再后来，由于西周王朝的衰落，非子一族难以立足于王畿之内。可能就在周厉王末年的社会动乱中，这支秦人被迫西迁至陇上，在今甘肃张家川、清水一带繁衍生息。而“秦”之地名，也按当时部族迁徙的通习，随族众而转移至陇上。秦人在陇上的力量日渐状大，而且此后再未放弃过对该地区的控制，故（氵开）渭之间的“秦”渐被淡忘，而陇上之“秦”却名显于后世。居于西垂地区的嬴人支族首领是秦仲，周宣王升封秦仲为大夫，鼓励他讨伐犬戎。结果秦仲战败被杀。秦仲有以庄公为首的五个儿子，要为其父报仇。周宣王派兵七千，支援他们继续与犬戎斗争，终于打败了犬戎，收复了西垂地区。从此陇上秦地与西垂地区联成一片，秦庄公因此也便有了“西垂大夫”的称号。秦人力量空前壮大，政治中心复归于西垂，西垂在秦人心目中始终具有祖邑邦基的地位。

 

　　那么，这个“西垂”究竟在何处呢？就是汉代的“西县”，位于“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处。汉代西县县治，即诸葛亮北伐初出祁山，因街亭失利而匆匆撤兵时所“拔”之西城，其地望不出西汉水中游今礼县、西和县交界地区。具体说，应在永兴、长道二镇附近。西和河（西建安水）在此与西汉水汇合，形成了一片水土肥美的河谷盆地。这里山川交错，形势开阔，气候温润，宜浓宜畜，自古至今为物产丰饶、人烟稠密的繁盛地带。以出产井盐著称于古今，又以骡马集散地闻名遐迩地的盐关镇（古卤城），乃这一河谷盆地的东大门，而大堡子山则守其西隅，易守难攻的祁山雄踞其中。在先秦乃至汉魏，这一地区一直是东进关中、北襟河渭、南控巴蜀、西联诸戎的咽喉要冲。这正是古代方国立邑建都的佳地胜境。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发现，无疑使西垂古邑地望更加明朗化。大堡子山距永兴、长道约七八华里，这正是先秦方国选择族茔的合理距离。大堡子山又在永兴、长道之西，合于《史记》秦国早期几位先公“葬西山”的记载。

 

　　大堡子山陵区所出众多器物中，目前已知铭文显示为秦公作器者，至少在15件以上，这里为秦公陵园是确凿无疑的。那么，这里埋葬着是一位还是数位秦公呢？秦公又是谁呢？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曾对该陵区进行过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小墓九座，大墓两座（中字形、目字形各一），车马坑（曲尺形）两座。由此初步推测，这里可能是两位秦公的陵园。从所出器物工艺水平与纹饰、铭文风格看，存在明显的差距，决非一时之物。如有的制作精致，有的则较粗糙；有的含西周晚期的意蕴较浓，有的则更多地显示春秋早期的特征；铭文有铸成者，有錾刻者；“秦”字有的含“曰”，有的省“曰”等等。它们应出自不同的墓葬。从文献记载看，秦人祖先具有“公”的身份而又明确是葬于西垂的，共有四位，而其中可能性最大的是襄公和文化父子二人。那些时代略早，制作又较粗糙的器物，可能出自襄公之墓；而那些时代较晚，制作又很精美的器物，则可能出自文公之墓。襄公是秦第一个受封为“公”的国君，但他封“公”后，仅五年便死于征伐犬戎的战场上。是时秦之国势尚不稳定，还难以掌握纯熟精巧的青铜铸作技术；襄公丧事又极仓促，来不及作充分准备，故对随葬品的精美程度，不可能刻意追求。文化则全然不同。文公时代秦国不仅彻底打败了戎人，且已牢固地控制了关中。文公在位五十年，他越陇迁（氵开），辟疆拓域，循先祖之踪，承周人之业，奠定了秦国东向发展、日后逐鹿中原的基石。他又建立史官制度，重视民众教化，严格刑律法规，强化了国家体制。总之，文公时代是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获空前发展的时代。文公本人又是一个极重权位、声誉，虔奉神祖的国君，故其陵墓葬品之丰美、气魄之宏大，自非其父襄公所能比。而且，文公之葬与襄公之葬时隔五十年，只有这种较长的时差，方能显示出器形、纹饰与铭文风格的变异。因此我们认为，大堡子山陵墓的墓主，很可能是秦襄公和秦文公。下面介绍这里出土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