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具体说说您是怎样与当地人交往的。

　　杨显惠：了解当地藏族农牧民的生活是个缓慢的过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和他们坐下来聊天的。在和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很注意分寸，尊重人家的习惯，敏感话题不谈。每次去甘南我都会住在当地老乡的家里，他们对我很友好，一住就是一个礼拜。这样慢慢地拉近彼此的距离，熟悉了，他们就会很真诚地给我讲一些事。基本上，我最终呈现在书里的写作分寸也就是我和他们交流的分寸，我尽量不让我的写作带有太多主观色彩。我看到的、听到的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

　　读书报：书里大半内容都借由某个人物的讲述展开，获取素材过程也是这样吗?

　　杨显惠：很多故事都是别人讲给我听的，但不一定是当事人讲的。讲述人谈起一件事会说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我写的时候把年代模糊化。该交代的就交代，可以不交代的就模糊化。实际上，书中写的基本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个别篇章的时间背景更早一些。

　　读书报：书中《给奶奶的礼物》中写了一个藏族老奶奶不接受保暖内衣的故事，外面的世界对当地人的生活还是有些影响的。

　　杨显惠：这是真实的故事，类似故事我听到过两三个。我听说还有个藏族老头，直到现在不穿任何布料的衣服，只穿皮子的，因为他从小穿着皮袄长大。夏天就穿毛已经快磨光的皮袄，冬天穿比较暖和的皮袄。藏族年轻人?他们的穿着是怎么时髦怎么来，跟汉族人一样。这种物质上的变化肯定带来人们意识上的思想观念上的变化。

　　读书报：除了风景、藏文化，是什么吸引您投入到甘南题材的写作中?

　　杨显惠：就是想换换写作题材，不要再写像夹边沟、定西孤儿院那么沉重的东西。在小说语言和风格上我也想变得轻松一点，想调整一下。另外，我看到很多写藏族题材的作品，主观的东西太多，还往往跟着所谓的文学时尚跑，把很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丢掉了。我希望在《甘南纪事》中把自己对当地风土人情、人们的生活等的认识反映出来，把这个民族的特点，不一样的价值观和传统写出来。

　　读书报：书中篇目最先登在《上海文学》上，是一股脑写完了给他们陆续发表吗?

　　杨显惠：不是，是边写边发。《甘南纪事》系列的写作乃至发表没有受到任何阻力，一切都很顺畅。一共发了一年零三个月，我去年春天心脏放了三个支架，这个系列的写作就停下了。

　　读书报：这些文字给那些带您去甘南的懂汉字的藏族朋友们看过吗?

　　杨显惠：没有，我写东西从来不征求别人的意见。不会一篇写完就给人看看，说，看我写得怎么样?有毛病没有?说实话，我的写作不太考虑读者的看法，也不太在意评论家的看法。我就是一篇接一篇地写，你喜不喜欢，评论是好是坏，那是你的事。我把自己的认识、想法写到书里就行了。

　　读书报：以现在的身体状况去甘肃跑上几个月吃得消吗?明年春天还要去甘南吗?

　　杨显惠：要去，时间不会长。我去甘肃那边反而身体感觉很正常，可能与心情愉快有关系。这些年每年一到夏季，如果不出门，我在家里就有点着急，一定要出去。我手头还有关于甘南的素材，准备明年继续写下去，起码还能写10万字。除了健康原因，有些话题我了解有限，得多费些工夫，补充素材，把握大一些才能写。比如藏传佛教、甘南的动植物等等，在《甘南纪事》中都没怎么涉及，这些我还是想写写的。想明年去甘南找个寺院住些日子，和僧侣朝夕相处一段时间，另外，还想找个懂得藏区植物的专家，请教一些问题。等到这些素材积累成熟形成文字，关于甘南的写作也就告一段落。到时候也许会出个增补版的《甘南纪事》。

　　读书报：写完甘南系列，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杨显惠：一个是想写知青题材，那是我的个人经历，前后做了10多年知青。这个题材会放在最后，等到有一天我不再往外走了，慢慢待在家里写。另外想写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还是取材自甘肃。要说文学野心，这两个选题都算是。这些年来我的写作都是写完一个题材再着手去想去准备下一个，我的精力、才华做不到同时好几个题材一起写。

　　读书报：短篇小说是您最常采用的写作体裁，从《夹边沟记事》到《甘南纪事》，这些题材就适合用短篇来表现?

　　杨显惠：起码我写过的几个题材还是用短篇方式来得容易一些，短篇写起来很灵活很随意，不像长篇小说要考虑更多结构啊人物啊，像个大建筑。接下来的有些题材，我可能不再用短篇小说去写，比如前面提到文化大革命那个题材，我想写成长篇小说。关于知青的那个题材，我想要写成回忆录式的。我做知青时那帮朋友的故事，一个一个都在我脑子里装着，写我自己、写他们很容易。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