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的办公室里，凌锋在白纸上画了一条黑线，利落得像她多年的短发和身上的白大褂。在黑线的末端，她添了一个句号。

　　黑线是生命，句号代表死亡。对于做了四十年临床医生的凌锋来说，死亡确实就像文章里的句号一样平常，只是采用何种方式的问题。

　　“‘尊严死’（DeathwithDignity）与‘安乐死’（Euthanasia）不一样，”凌锋用笔尖指在黑线中间的某一点上说，“‘安乐死’是生命还没到句号这个地方，按照病人的要求，为病人提前结束生命。”

　　笔尖移到黑线末端。“生命到了末期，尊重病人的意愿，放弃治疗，实现自然地死亡，叫‘尊严死',不违法。”

　　这些年，凌锋一直是“尊严死”的倡导者、实践者。她曾帮助着名作家史铁生和她的公公实现了“尊严死”.而她自己与丈夫也已达成共识，他们都选择临终的时候，自然、有尊严地离去，不做无意义的延缓，把这个句号拖成省略号。

　　悄悄地来，悄悄地走。这句脱胎于诗人徐志摩《再别康桥》的诗化的语言，是史铁生散文《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的灵感来源，也是他和凌锋等人的生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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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说过，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我看，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

　　-史铁生，《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2010年12月30日，凌锋接到了一个焦急的电话：史铁生突发脑溢血，你去看看，帮忙抢救一下吧。

　　凌锋赶到的时候，史铁生已经躺在朝阳医院急诊区的临时手推板床上，呼吸微弱，瞳孔已经渐渐放大。经验丰富的她将预后（指预测疾病的可能病程和结局）告知了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

　　陈希米选择放弃一切介入性的急救措施，希望史铁生能平静地离去。她告诉凌锋，这不是她即兴的决定，而是史铁生生前郑重的预嘱。他们夫妇在一起的日子里，不只一次地讨论过死亡，安排如何应对死亡，处置遗体。史铁生多次表达，只要自己身上还有一件对别人有用的器官，那么当他最后离开世界时，就一定无保留、无条件捐赠他人。

　　凌锋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关于生命的体验、死亡的思考，贯穿了史铁生30多年的写作生涯。作为史铁生的主治医生和十多年的老朋友，凌锋读过很多他的作品，知道他怎么看待生死。他的生死观，早已概括在《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这篇文章里。

　　现在，死神已然站了起来，不由分说地。凌锋知道史铁生不想拖延，因此，她对陈希米的选择给予了支持。

　　凌风环顾四周，急诊区里，挤挤挨挨排了几十张病床，躺满了人，打针送药，进进出出，闹哄哄的。凌锋当即把史铁生转到她工作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安排他住进较为安静和温馨的重症监护室单间。

　　凌锋联系了协调华北地区器官捐献的天津红十字会。陈希米平静地签署了停止治疗的知情同意书，又在捐献肝脏和角膜的文件郑重地签上名字。护士小心翼翼地为史铁生做着基础护理。

　　在亲朋好友以及天津医护人员的车队护送下，史铁生被转至北京武警医院进行器官摘取手术。史铁生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但他一直硬撑着，以便让每一个要捐献的器官都处于最佳的移植状态。

　　2010年12月31日3时，到了武警医院后，史铁生才慢慢停止呼吸，表情安详得像睡着了一般。所有医护人走向他，在《安魂曲》中三鞠躬。

　　手术完毕之后，医生们为他做了最细致、完整的缝合手术。9个小时后，史铁生的肝脏、角膜在两个新的机体中延续着生命。

　　凌锋亲手帮史铁生整理衣领，帮助家属收拾遗物、抬遗体。“他活着有尊严，死了也有尊严。”凌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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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

　　-《康复文本断想》

　　凌锋是“尊严死”的倡导者，也是罗点点创建的“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的专家委员会委员。早在史铁生去世前那年的全国“两会”上，她就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一份有关倡导“尊严死”的议案。

　　在四十年的临床工作中，凌锋没少碰到各种例子。最极端的是，有一位病人早已经脑死亡，但呼吸、心跳、血压还用设备维持着。“当一个人不能自主地支配自己所有的一切，浑身被插满管子，又像翻麻袋一样的，由护士天天翻来翻去，你觉得他有尊严吗？”

　　人总是要死的，不应违背这种自然规律，或违背人本身的意愿。虽然现在的医疗已经发展到可以依靠设备来延长死亡，但在凌锋看来，这是一个浪费、尴尬而且毫无尊严的过程。

　　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对于具体怎样才是有尊严的死，对于最后死的状态、方式和过程，1000个人也有1000种想法。凌锋总结了自己的心得：“’尊严死‘的本质是，生命句号来临的时候，病人的意愿得到尊重、满足。”

　　在史铁生去世两年之后，凌锋也帮助公公实现了“尊严死”,这个轨迹与史铁生竟是如此的相似。在送走公公的过程中，无论是从医生，还是家属的角度，凌锋心里都觉得很欣慰，没有丝毫纠结。因为她觉得，她遵从了老爷子那些简单并且高尚的意愿，尽了全力让他走得安详、有尊严。

　　在凌锋眼里，公公一生波澜壮阔，一直是一个热爱生活，又很能够善待生活的人。

　　公公叫崔静宜，是个老革命。1917年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高级工程师，因为家境殷实，他上了高中。他的姐姐崔静吾是天津女子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在“九一八”事变时就参加了抗日，是个卫生员。1938年，公公也跟着入了伍，成为八路军的一员。

　　在89岁的时候，公公发现血尿，检查后才知道是左输尿管透明上皮癌。同时，他的右肺也发现了一块阴影，是个小小的肿瘤。由于创伤会比较大，还有风险，两个手术不能一块做，所以只用腔镜把左肾、输尿管和一小部分膀胱切除，也没做副作用大的放疗、化疗。

　　凌锋说，老爷子一直很乐观，他说要跟肿瘤争时间、争速度，而且还要战胜它。

　　经历过多年战争、“文革”、曾痛失至亲、至爱，公公对生死早已看开。抗日战争期间，他的姐姐在带着30多个伤员转移的过程中，为了引开围剿的日本兵，被敌人的刺刀挑死。1949年后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公公，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他从打压、戴高帽、住牛棚、游街、批斗这些令人的尊严丧失殆尽的遭遇中，都熬了过来，因为有婆婆的支持。婆婆张淑敏也是一位老革命，但在1974年因病早逝，让公公又一次面对了死亡。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