洎乎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三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不禁而叹胡润之才识略见与左季高之志节气操，高出一世，实不愧为当时之名将。由是益知其事业成败，必有所本也。夫满清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
后又进一步指出：“我认为曾、左等人能打败洪、杨，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学问胜过敌人，亦就是他们的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我以为古今中外一切战争的胜败，都是取决于将帅的精神与道德学问。”
怀着对曾、左、胡的近乎崇拜情绪，蒋处处仿效曾国藩等，多次在日记中予其以高度评价：
1925年1月9日看《曾文正公杂着》，其文章真可告不朽矣！
1925年2月10日终日在常平站候车，看曾公日记，以勤、恕、敬三字相戒，可为规范矣。
1926年3月8日昨今两日，看曾公《嘉言抄》，乃知其拂逆之端，谤毁之来，不一而足。而彼劝其弟以咬牙立志，悔字诀与硬字诀，徐图自强而已。
1930年8月20日观曾公日记，乃叹其修养之深，为学之切，后生可不自勉乎。
从自身修养言，蒋介石较多注意到曾国藩的忍耐、克制与谨慎，企望以此帮助克服自己性格中的暴戾与急躁之气。屡屡提示：“曾胡之所以成功，除上面所说能忍耐之外，就是在‘拙’与‘和’二字。”“曾文正身平躬屡诸艰，都是以‘打脱牙齿和血吞’的坚忍沉毅的精神处之，从不责备人家，这是曾氏的伟大，也是他成功的要诀，我们应该知所效法。”为达致曾、胡指示的境界，从1910年代开始，蒋介石即痛自针砭，刻意修行，蒋介石本人的自修箴语中可看出其人格变化的足迹：1915年前，蒋介石以“悔”字作为克治自身的准绳；后以“静敬澹一”作为自修的箴语；1930年代后，又提出“寓理帅气”四字；晚年，在台时作自修箴四条：养天自乐、畏天自修、法天自强、事天自安。随着岁月的流逝，蒋的自修功夫明显增强，对传统精神认可的人格标准经历了由被动适应经主动控制到淡然自适的过程，晚年似已有物我两忘的意味。
克制色欲是理学修身工夫的重要环节，也是蒋介石效法曾、胡自我勘磨的重要内容。1920年代前后，蒋介石事业无成，色欲却盛。这一时期，蒋介石日记中时时出现色欲难控的记载。有“外出见色心动”、“外出散步，色念复起，狂妄不息”;也有眠花宿柳的：“晚应汝为之约，花酌于蔡□春家”、“晚往森福家待花，竟不如愿，又讨一场懊悔，介石介石，汝何不能戒色也。”对此，他内心中深为懊恼，亟思摆脱之道，屡屡试图用天理克制欲望，只是在天人交战中，屡战屡败，一次次倒在女色之下。为此，他在日记中痛诫：“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发起狠来，甚至会做去国之想，希望离开当前环境，从头做起，所谓：“旧社会之龌龊，友朋之狡猾，急想离乡去国以求我独善其身之道也。”
客气、色欲乃人之天性，完全戒绝当非易事，天人交战却也是中国文化中自我提升的一个必要途径，不可完全以作伪视之。就蒋介石言，通过自身的修行和人格培养，虽未必能痛改前非，但精神面貌确有改观。1923年访问苏俄时，共产围际东方部主任杜霍夫斯基评价蒋：“属于国民党左翼，是最老的党员之一，深受孙逸仙的信任。同我们很亲近。日前他已脱离中国南方的军事工作。他支持我们在中国北方的作战方案。在中国，以最有教养的人之一着称。”军事院校管理总局秘书卢果夫斯基提出的观察报告则为：
蒋介石坦率，彬彬有礼，有些客气，但很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和印象，他喜欢作总结。代表团成员，特别是蒋介石，在军人当中有点直言不讳，也不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他们遵循的习惯和提出的问题说明他们是军人。
能够得到这样的评价当然应归功于蒋介石经年的努力。另外，后来他常常表现出的坚强意志、执拗韧性、遇事敢下决断与其对曾、左、胡坚韧精神的体会也不无关系。蒋曾经回忆，1920年代在广东时，由于他常常强调做事要有决心，以至“当时广东许多人常常讥笑我，说我‘决心来了'.”
以传统精神范导人格修养并使之自觉纳入曾、左、胡树立的轨道中，蒋介石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这又进一步紧密着其与传统精神的关系。整体看，1920年代，蒋对传统思想的信仰与维护不断增强。1921年，他谈到：“近年来中正尝治宋儒性理家言”,表明其趋向之所在。1923年12月，他自苏俄考察回国后，在溪口老家，“一日，读武侯《出师表》，乃感忠孝同源，其性光照耀千古，自喜素所为文，多与此旨符合。”1924年，蒋为黄埔军校学员开出一个包括41种图书的读书书目，其中除军事典籍及孙中山着作外，绝大多数为中国传统典籍，诸如《五经》、《孔子家语》、《左传》、《战国策》、《庄子》、《韩非子》、《楚辞》、《史记》、《资治通鉴》、《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及诸葛亮、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骆秉章、李鸿章等的文集，近代学科着作只有西洋史、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寥寥数种。可见其关注重点之所在。
1925年12月，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中，蒋介石第一次在文章中大谈儒家格致明德之学，认为：“革命之学始于格致诚正而终于修齐治平……不止于至善，不能穷革命之学，不明德亲民，不能明革命之道。止于至善者何？格致诚正也；明德亲民者何？修齐治平也。”表明其欲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原则界定现代革命精神的企图。蒋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他本人日后有所提及：
兄弟从前在十八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后来直到了二十八岁的时候，听到总理告诉我，大学中庸的重要，自己还不甚注意。直到三十八岁的时候，自己一切经验阅历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和做事业的道理统统都在此。
蒋介石进一步强调：“这种古书，不到相当的年龄，有相当的经验程度，必不能感到它的真有价值，尤其不知道它对于我们的国家，以及对于我们个人德业的重要。我现在已经四十六岁了，我在五六年前，即四十岁以后，才晓得经书对于我们革命和国家的重要……我们要常常去研究四书、五经，尤其是非读大学中庸不可。”蒋介石在此所说的38岁、40岁，指的就是1920年代中期。在自述中，蒋将自身的思想流变归因于年龄因素导致的阅历增加，实际上，在蒋的精神世界中，传统中国精神始终占据主流地位，如果说前后有所区别，也仅在于程度差异而已。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