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急剧变化。
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王朝权威崩溃，中国社会思想进入短暂的自由状态，西方思潮在全面解冻的背景下大举涌入，对传统中国社会思想体系的全面反思也逐渐开始。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大量介绍西方近代社会文化观念，揭开气势澎湃的新文化运动的帷幕。新文化运动包容各个方向不同的发展流派，提倡科学、民主，要求人的尊严、价值的重新确认，从社会思想、价值体系及习俗规范等方面全面冲击中国传统精神。不管人们对运动本身作出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其对中国社会思想造成了无与伦比的冲击，使得中国社会思想摆脱独尊儒学的束缚，呈现多元发展格局。
蒋介石在新文化运动中，没有引人注目的表现。他当时主要致力于军事领域，对社会思想问题缺乏深入了解。不过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蒋介石于形势变迁保持敏感，对新事物并不排斥。1920年代前后，和多数追求新知的中国人一样，蒋介石愿意接近风起云涌的新文化浪潮，对平等、自由等流行词汇并不陌生。1919年，他阅读了《新潮》、《新青年》等杂志，看《新村记》、托尔斯泰《人生观》、《经济学原论》、《经济学》、《杜威讲演集》等新书。次年，读胡适《哲学史大纲》等。此时，蒋正处于由青年向中年过渡期，思想尚具一定的可塑性，流行的浪潮难免会对他产生影响。1919年10月4日，他在日记中为自己定下学习任务：“以后个人之学问，以欧语、经济、哲学、军事、历史、地理为重，近日拟以欧语与历史二者着手用力也。”
五四运动发生后，蒋介石予以高度肯定，认为：“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吾于是卜吾国民气未馁，民心未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北伐时期，为适应时势，更予五四以积极评价，指出：“五四以后，吾民受欧战之刺激，与世界被压迫民族崛起之指示，国民运动，已渐普及于劳工，全体人民更联合以求中国之解放。”同时，蒋介石以新兴力量代表的身份批评北洋军阀在思想上的反动落伍，抨击吴佩孚：“利用国人之专制传统思想，日倡复古，反抗潮流……托偶像以树威权，藉名教以济奸诈。欲造成统一天下，遂标榜武力统一。使一群时代落伍之腐儒、官僚、军人、政客，结合而成封建末期洛阳式之残余腐败势力，以为反动思想之中心。”
受到孙中山和当时风行思潮影响，蒋介石对帝国主义、绅商阶层也深为反感。1919年10月，他在日记中写到：“绅耆阶级之不打破，则平民无伸张权力之理，为平民之障碍者，不在官僚与武人，实在资本家与绅耆扞格其间，以致一切权力，不能伸张，一切意思，不能自由……吾以为革新社会，资本家与绅耆二者之中等阶级，须先扫除廓清。”与此同时，对工人则不乏同情言论：“工人困苦，小工更苦。工场法如不速实行，小工无法保护，中国人民只见死亡病伤，决无完全生存之理。有责者其可不恻然设法，实行提倡乎？”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革命者面对新文化浪潮的回应。
不过，新文化运动对蒋介石的触动局部而短暂。1920年代前后，在新文化风行全国时，蒋介石更多表现出对传统思想的尊崇。实际上，蒋介石信奉的导师孙中山当年对新文化也并不是无条件的接受，他曾明确表态：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在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再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于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这种将新文化和一般的道德原则对立，以旧道德贬抑新文化的说法，虽不一定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实情，却使蒋介石可以更加心安理得地拥抱传统。1920年代初，曾国藩、胡林翼等的着作是蒋介石的案头常客，重读《曾文正公全集》时，他有“旧友重逢”之感，读胡林翼时，更是慨叹：“胡公之言、德、功三者，皆有可传……崇拜胡公之心，过于曾公矣。”自身勤读不已之余，尚以之督责后辈。在给童年蒋经国的信中，蒋要其仔细研读曾国藩的家训：“你没有看过《曾公家训》吗？为何来信总未提及？”“此时儿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牍与家书。”《孟子》也是他的推荐书目，强调：“孟子文章之好，异于他书，你如将来要做好文章，必须熟读孟子，切勿等闲视之。”
这一阶段，蒋介石年届而立，个人事业渐有起色，自我期许和担当日重，砥砺品行、树立精神人格成为其孜孜以求的要务。人格树立是传统精神之立乎其大者，为蒋所高度重视。蒋曾谈到：“我们要担负这个重大的责任，就先要有负得起这个重大责任的人格。”强调：“一个人缺少了人格，无论有多样大的能力学问，只是增加作恶的工具，一定不免于失败。”蒋本人的人格树立，即其思想经过长期砺炼最后生根落地的过程。
所谓人格，在拉丁语中原义是面具（Persona），象征人对外部世界的自我呈现，是人在社会中的一种角色扮演，后来人们渐渐赋予其以道德、价值的意义，人格呈现的是每个个体面对外部世界所表现的独特生活及思维方式。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人格评价和道德评价通常紧密相关。传统社会强调明君子小人之辨，人格的高下就是判定君子与小人的标准。《论语》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坦荡博大的胸怀，正直刚毅的品行，负重进取的精神，是《论语》所标揭的理想的君子型人格。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显然，孔子把君子型人格当作现实追求的目标，圣人是理想境界，君子则可努力实践，孔子树立了一个既有理想精神，又可躬行践履的人格标准。
孔子以后，孟子进一步突出理想人格的追求：“强调道德自律，从而极大地突出了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所负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孟子明生死善恶义利之辨，指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有所不辟也。”经由这种选择确立的君子人格，必然具有强大魅力与宏伟气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确立的人格标准及赋予的崇高地位，使人格成为内在道德精神的表现，并成为社会对个体的重要评判标准及人完善自身的依据。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