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人格精神在长期的实际形成过程中，也有其内在局限。由于长期皇权政治的影响，中国传统人格具有强烈的顺从、依附性，君臣关系在社会中的无限放大，使传统中国独立人格稀缺，内向、回避、服从型人格占主导地位。尤其传统心性观念对人格的过分依赖和强调，使人格修养逐渐异化为束缚人的真实性灵的工具。

　　根据蒋介石自己的评判，他的性情应属乖张、疲玩一类。1921年，他自认：“惟养气功浅，加之自少欠缺居敬工夫，持之不能恒久，故随俗变迁之病，仍不能免，每用自戒，而终未能痛改为恨。”1924年，在日记中自责：“至今不惟疲玩难改，而轻浮暴戾，更甚于昔日。”痛自改过，定心养志，在蒋看来，应是自身成长不可或缺的环节。进入革命阵营后，蒋介石就开始对自己一生事业有所设计，并有意识地磨砺、改变自己，蒋的同学回忆：

　　我与他最后一次的晤面，大约在1917或1918年，他来宁波，住在江北岸一个旅馆里，我在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现一中）教课，偶然在赵芝室先生家遇着，同在赵家吃了一顿饭，饭后玩扑克。他的态度倒完全改变了，沉默寡言，谨持严肃。我笑对他说：“从前你说我态度没有改变，我想我现在还是没有改变，你的态度倒是真正改变了。”他听了，微笑不答。

　　蒋介石加强自身修养、砥砺品格的主要思想资源来自传统中国，尤其是曾国藩等的理学修身工夫。蒋介石自己曾谈到，王阳明的《传习录》一书，“奠立了我求学作事的根本”.所谓求学作事的根本，当然包括人格形成在内。1930年代前后和蒋关系密切邵元冲认为：“介石先生对于修养上的基本书籍，除了总理的全部遗教以外，可说是得力于王阳明与曾国藩的着作最大。介石先生对于这两家的全集，不但从头至尾有系统的阅读批点，而且反复阅读温习，可说是百读不厌。阳明与湘乡皆在艰难中创造事功，这给介石先生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上一种极大的鼓动。”不过，从人格树立一面言，蒋介石受王阳明影响其实不是太大，王氏推崇的是“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这样豪迈不羁、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在儒学尤其是宋明儒中并不占据主流地位，和蒋本人的人格实践也有相当距离。事实上，蒋的人格形成受清末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影响最大，尤以前两人对他影响至深。所以蒋介石自己总结：“余于军事学则以巴尔克战术书为基础，政治道德学则以曾文正全集为根据也。”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都是在太平天国起义时以文人效命沙场，从而飞黄腾达。胡林翼说，太平军“非比叛国叛藩，可以凄隐，非我杀贼，即贼杀我”.曾国藩更明确阐发了他们讨太平军的基本立场：“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帅二万，水陆并进……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悲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太平天国反对私有，打击儒教，另立信仰，严重摇撼了传统士子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使曾、左、胡等为之焦灼不安，中心如焚。他们在湖南家乡组织团练武装，建立新式军队，与太平军展开殊死决战。

　　湖南民风独有特点。从经世一面言，湘西、湘南一带民族杂居，冲突激烈，因而养成尚武斗狠、窥察形势的传统；从学术传统看，自王夫之以后，湖南形成固守程朱性理之学，轻视训诂辞章的学风。曾国藩在湖南士人中，又向以特立卓识着称。他早年崇奉程朱，讲求身心修养，中道致力于经邦治军，出入内圣外王之道。就学术本身言，他没有什么高深的造诣，但他讲求“实学”,调和汉宋，强调汉学实事求是精神与宋学即物穷理的相互贯通，因而成为理学经世派，又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因而在经世致用一面得以成就。他和左、胡二人组织的湘军，以志气节操自命，以维护圣道相砥砺，坚忍、刻苦、不稍假习，形成强大的镇压力量，在和太平天国的对垒中，竟收全胜之功。胜利固有多种原因，但不妨碍他们成为传统社会后期内圣外王结合的代表。

　　作为理学的崇奉者，曾国藩、胡林翼等都极注重身心修养和人格培育。郭嵩焘说胡林翼：“刻自砥砺，益务绳检其身，较其尺寸毫厘。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诚相与，无粉饰周旋。”曾国藩则尤为用心，他自定课程，每日练习修养工夫：“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谨言，养气，保身。”谈到：

　　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身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

　　所谓“经济”,即经世济国一类的实际事务，“经济”之学，应以义理之学为基准，反映了曾国藩道德化的思维路向。

　　理学的道德修养以内敛为特征，尤其曾国藩等处于传统社会日渐式微时期，拘谨、内敛的人格精神更取代了开创时代的豪迈气象。曾国藩本人为人处世即十分拘谨，他主张“戒慎”,提倡“诚”、“敬”工夫，曾随倭仁等理学家学习养气静心工夫，欲静修以格物穷理，因身体不适而作罢。在给兄弟的信中，他以种种规矩相告诫：“我家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规矩极严，榜样极好，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我有三事奉劝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种遗规》。”然而就是曾国藩本人，在日趋繁琐、细密的规矩前，也曾发出慨叹：“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君子，攻击惨毒而已。”

　　曾、左、胡，作为当年国人的精神典范，蒋对其道德修养、人格精神推崇备至，多次告诫子弟僚属，要多读他们的着作：“我们学校所规定的考试参考书，有曾国藩家书及书札，有胡林翼的读史兵略，又有资治通鉴等等，这些书都是很重要的，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的。”“人人都要效法曾胡左李和当时一般贤豪，提倡气节道德与纪律，来修养我们的精神和志业。”强调：“曾胡一般先贤，他们当时救国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提倡中国固有的道德--就是孔孟之道，其所倡导的就是一种‘忠诚朴拙’的人格。”对前述曾国藩曾经感受到的苦闷，蒋介石虽不无注意，并有过扬胡抑曾的表态：“胡林翼的学问才力，以及其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的识见，皆高出于曾、左、彭、李之上，实为有清一代之数一人物，非如曾国藩欺诈虚伪专以借债手段待人者可比的。”但在大多数时候，他还是把曾、左、胡作为一个整体，将其所代表的人格修养视为几近完美无缺。黄埔军校时期，他就说过：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