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鲁迅曾评价王国维“老实到像火腿一般”。几个月后，北京政变，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两旁兵士持刀荷弹而立，王国维一直随侍其左右，不曾稍离，事后更是终日忧愤不已，好几次想跳神武门御河自杀，因家人监视而未果，由此的确可见王国维的忠厚笃实。
 

　　本文摘自：《民国的底气》，作者：落尘， 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国学大师，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被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甲骨四堂之一。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流沙坠简》等。1927年6月2日，初夏时节，颐和园内碧水青山，郁郁葱葱。上午十点左右，一辆黄包车停在颐和园门口，车上坐的是位男子，五十多岁年纪，身上着长袍马褂，神情平静肃穆，肤色黧黑，颌上留两撇八字胡须，脑后拖着一条发辫。他给完车钱，又嘱咐车夫在园门口等候，随后径直走进颐和园。因为临近中午，园内游人稀少。这位男子漫步穿过长廊，来到昆明湖石舫前独坐沉思，约有半个小时的光景，然后进入鱼藻轩，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掐灭烟头，然后出人意料地，他突然纵身跃入湖中。距鱼藻轩十几米处，正好有一个园工，见有人跳水，立即奔来相救，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当园工们将这位男子从水中救出时，他的内衣还未湿透，鱼藻轩前的湖水虽然深不过二尺，但湖底却全是松软的淤泥，这位男子死意坚决，自沉时头先入水，使得口鼻都被泥土塞住，闻声而来的园工们又不懂急救之法，以致延误了抢救的时机，这位男子最终因窒息而死。

　　历史就这样被定格在了这一天。这位自沉而死的男子就是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的著名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曾经透彻地将人生的事业和学问解析为三种境界的静安先生，终于没有跳出自己人生的迷局，曾经轻易地出入于中学与西学，美学、文学与史学的一代大家，竟然如此轻易地跨越了死生的界限……这是时代的创痛，学者的悲歌，亦是曾经的文化转身离去时，留下的一抹悲怆的背影。

　　王国维，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盐官镇，和近代许多大学者出身于书香门第不同，王家只是一个习儒经商的普通人家。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经商之余喜欢古诗文辞，金石字画，又在江苏溧阳县做过十余年师爷，虽说终生“名不出乡里”，可也算是见过一些世面，所以思想并不保守，对于当时的经世之学，乃至维新思想都有所接触，这些对王国维都有耳濡目染的影响。

　　王国维4岁时，生母去世，父亲又长期在外，缺少母爱和父爱的王国维童年生活落落寡欢，“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父亲王乃誉常斥责儿子“畏葸”，说他幼年胆怯，少年又无英锐之气，将来不会有什么出息。王国维的弟弟后来则说：“先兄一生淡名利，寡言笑，笃志坟典，一本天性。”

　　王国维16岁中秀才后，考举人数第不中。这时王父希望王国维能进新式学堂，甚至出洋留学，王国维自己也有此愿。但王父几次请人推荐王国维进陆师学堂未果，留学又因为家境无力负担，无奈之下，王国维开始在城内做塾师，没多久，他就因为与雇主关系不融洽而辞职，结果回家后遭到父亲的斥责。王乃誉说儿子不顾家贫、无筹算计，在父亲眼里，儿子科场不顺利，当塾师又不安心，未免眼高手低。虽然性格内向，不过王国维以后一生眼光颇高，骨子里有股傲气，却是从少年时就已经露出端倪了。少年王国维曾写过一组《咏史二十首》，第一首述中华起源：“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何当踏破双芒屐，却上昆仑望故乡。”少年王国维的学识胸襟，在其中显露无遗。据后来在上海与王国维共事的费行简说，王国维虽然不善言辞，但他心里要是认为不对的事情，让他点一下头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听到别人吹牛胡说，从不争辩，但总是很快离开。

　　1898年，中国近代历史上百日维新的戊戌之年，王国维婚后刚刚两年，年方22岁的他顶替同乡到上海《时务报》担任书记兼校对，由此走出了故乡海宁。虽然王国维到达时梁启超、章太炎已不在报馆，但王国维还是在此结识了许多人中俊杰，并且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专门用来培养专业日语翻译人才的“东文学社”，由此遇到了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位人物——罗振玉。

　　罗振玉年长王国维11岁，有才识，有能力，当时在上海已经闯出一片天地，他是“东文学社”的出资者之一。有一天，罗振玉偶然在一位学生的扇面上看到了王国维的一首咏史绝句，其中末联云：“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东头望大秦。”大为惊异，认为他有过人之才，遂刮目相看。王国维因为报馆事务繁杂，于听课之外，几乎没有时间自修，结果入学半年后考试不合格，按照规定应予退学，罗振玉特别为之说情，仍准许他继续学业。戊戌政变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时务报》也不得不关门，罗振玉又让丢了饭碗的王国维到“东文学社”做事。两个人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共进退，开始了三十余载亦师亦友直至结为姻亲的亲密关系。也正是在此时期，王国维接触到了西学，从其跟从学习英语的日本学者的文章里知道了叔本华和康德，并对他们的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00年12月，在罗振玉资助下，王国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赴日本的东京物理学校学习，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气质禀赋并不适合学习数理学科。四个月后，王国维因为足疾回国。他自此放弃理工，转而开始研究穷人生之根本的哲学，同时应罗振玉之邀帮助其编辑《教育世界》，期间王国维翻译了大量文章，开始在新学界崭露头角。

　　1903年，王国维在罗振玉的举荐下前往通州师范学校，这是他教书生涯的开始。1904年，新任江苏巡抚端方聘请罗振玉为江苏教育顾问，并议定在省城苏州设立江苏师范学堂，王国维随后又来到苏州任教。在这期间，王国维创作了大量诗词，其中很多作品感叹人生苦短，世事纷扰，表现出浓厚的出世思想，如《书古书中故纸》云：“昨夜书中得故纸，今朝随意写新诗。长捐箧底终无恙，比入怀中便足奇。黯淡谁能知汝恨，沾涂亦自笑余疾。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他这一阶段的词作后来结集为《人间词话》。

　　1905年底，清政府废除科举，设立学部以总管全国的教育，翌年初，罗振玉被任命为学部参事，王国维随之北上，住在罗家，并在罗的引荐下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初到北京的三年，王国维连续经历了父丧、妻殁及继母的离世，这使本来就性情忧郁的王国维愈发感到人生短促、世事无常。

　　1908年，王国维发表了《人间词话》，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却越来越大，时至今日，它已经和《宋元戏曲史》一起被看做王国维文学时代的两部巅峰之作。其中阐释的“境界”说道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而他“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的论述因其精辟贴切更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经典话语。

　　在北京的后几年，王国维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又发生了看似平常，但却对王国维今后的学术研究方向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件大事：一是1908年，被清政府流放到新疆的刘鄂病逝，他和罗振玉是亲家，所以他所藏的一部分龟甲在其死后为罗振玉所有，拓印为《铁云藏龟之余》。二是1909年秋，从敦煌满载而归的法国人伯希和路过北京，罗振玉携王国维等人一起去观看，大为惊奇，对其中一部分拍照影印，至此敦煌才为国内学界所知。之后在罗振玉等人的奔走下，清政府将剩余的敦煌遗书全部运到北京，放在京师图书馆。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作为清朝遗老的罗振玉害怕被清算，决定前往日本避难，王国维也携带家眷，随同罗振玉奔赴日本。京都四年，王国维因为没有收入，一家老小都是仰仗罗振玉的资助，但这也是王国维一生中最能随心所欲，远离纷扰，醉心于学术的时期。由于罗振玉事先经过周密安排，将其拥有的大量私人藏书和龟甲平安运到了日本，在日本又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王国维得以看遍了罗氏所藏的古籍、古彝器和其他古器物拓片，罗、王二人于是在学术上互相切磋，齐头并进，共同创作了《流沙坠简》一书。鲁迅曾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同时，罗、王二人又对罗振玉收藏的甲骨文进行考证与释析，由此开创了为后世称道的“罗王之学”。王国维的学术方向也由此转向史学。对于京都四年，王国维后来自己总结为：“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

　　而罗振玉当时在经济上不仅要资助王国维一家，还要接济自己的女婿和弟弟，时间一长，罗氏自己也捉襟见肘。于是1915年，王国维接受英籍犹太人哈同的聘请，先期回国，前往上海，担任《学术丛编》的主笔。这一时期是王国维学术上的又一个高峰，先后撰写了《毛公鼎考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文章，彻底确立了自己在史学领域的大师地位，并受到梁启超、郭沫若等人的激赏。北京大学先后于1917年秋、1918年夏、1920年底三次邀请王国维到北大任教，但王国维说自己“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没有答应。直到1922年初，求贤若渴的北京大学派人送来了第一笔薪水，王国维才终于答应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

　　1919年，罗振玉回国，在罗的朋友升允的引荐下，王国维被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任命为南书房行走。同年5月，罗、王二家联姻，罗振玉将自己的三女儿罗孝纯嫁给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

　　1924年1月溥仪降旨，“著(王国维)在紫禁城骑马”。王国维说满清一朝，能够以布衣身份享受紫禁城骑马待遇的，除了朱彝尊，就是他了，这实在是“异遇”，并为之非常感动。鲁迅曾评价王国维“老实到像火腿一般”。几个月后，北京政变，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两旁兵士持刀荷弹而立，王国维一直随侍其左右，不曾稍离，事后更是终日忧愤不已，好几次想跳神武门御河自杀，因家人监视而未果，由此的确可见王国维的忠厚笃实。

　　不过在王国维任职南书房行走期间，溥仪身边派系复杂，朋党之风甚烈，一心只想为皇上尽忠竭力的王国维素来不喜欢党派之争，不想蹚这趟浑水，但由于他和罗振玉的特殊关系，连溥仪都认为他是罗放在自己身边的一枚棋子，而王国维刻意避嫌的两次行为，则又引起了罗振玉的不满。

　　一件是1923年5月，王国维入小朝廷不久，书告罗氏：自己的《观堂集林》已在沪装订，打算将其中的精印本“进呈”溥仪。罗亦趁此将他自己的《殷虚书契前、后编》及《殷虚书契考释》从天津寄到北京，请王托书店做黄绫套代为“奏呈”。这使初入“南书房”的王国维颇感为难，他知道罗振玉和另一位遗老郑孝胥矛盾很深，便复信表示：为避嫌，拟待“数月以后”再办。罗很生气，当即回信，要王不必做书套代呈了，将原书交人送还。

　　另一件是罗振玉及荐王入“南书房”的升允要联名上奏折弹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让王代呈。王国维回京以后，却听到老朋友金梁及溥仪的岳父(婉容之父)荣源对升、罗二人“结党”的议论。他既怕罗氏知道了引起“盛怒”，又怕亲家因而受到中伤，故写信婉言劝罗改“奏”为“函”，建议不必向皇上呈奏折，可直接致信荣源，较为妥帖。这又让罗很不高兴。

　　世间上的很多事情都是如此，仿佛很随意地就发生了，不到最后的谜底揭开的时候，没有人能看出其中暗含的结局。当然，在此之前，一切还都是水波不兴，照常继续。

　　1924年秋，清华大学打算创办研究院，校长曹云祥想要仿照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办法操作，为此跑去和胡适商议。胡适说美国研究院制度不尽适合中国，而宋元书院制度倒是可以仿照参考，并说自己“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建议曹“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胡适虽然提倡新文化，但对王国维这个旧派人物却很是尊敬。早在1917年他留学归来，考察上海的出版界，就得出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结论，而此后王国维的一系列著作更是让胡适佩服非常。他在1922年的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这种在大师之中比较出来的优劣，可见王国维在胡适眼中的分量。

　　胡适亲自写信给王国维，并附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约。王国维回信说要一个星期时间考虑，他害怕进清华后不能常去天津溥仪处。胡适又回信加以解释，说进入清华后一切行动都是自由的，请他不必顾虑，但王国维依然没有答允。胡适不肯罢休，走了个曲线政策，请溥仪代为劝说。于是溥仪召王国维至日本使馆，用谕旨的方式命王国维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这样王国维才不得不从命。

　　1925年4月17日，王国维携全家迁入清华园。王国维是第一个报到的导师，后来位列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都还没来。校方请王国维主持院务，王国维坚决不干，他要专心做学问。学校于是设办公厅，由哈佛大学毕业的吴宓当办公厅主任。自此以后，王国维有了“收召魂魄，重理旧业”，专心研究学术的环境和条件。这时他的学术兴趣已经转到了蒙元史研究上，每天躲在院里整理蒙元史料，闭门治学，一个月中只进城一两次，去的地方也多是琉璃厂的旧书店。

　　在清华期间，王国维又过上了一种有规律的读书生活，也享受到了更多天伦之乐。他的女儿后来回忆说，当时父亲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时间都是在书房里消磨掉的。孩子们高兴起来，在书房前后嬉戏打闹，王国维依然能够端然独坐，无动于衷。自己读书累了时，他就斜躺在藤椅上，考女儿东明背《论语》，女儿背不出，他就会眯着眼睛提醒那句话的第一个字。在清华时，家里曾经养了一只猫，经常的情景是，这只狮子猫在王国维的膝盖上呼呼大睡，王国维则一边用手抚摸着它的长毛，一边看书。王国维早上天刚亮就起床，上午一般去学校办事，下午和晚上在书房看书。他的睡眠也极有规律，晚上10点多一定上床。看完书回到卧室，如果兴致来了就一个人拿着牌玩“过五关”，尽了兴，时间也到了，就熄灯睡觉。此外王国维的爱好极少，不郊游、不运动、不喝酒，只是抽一点儿烟，最奇怪的是他这个研究戏曲的人竟不看戏。饮食上，王国维喜欢吃甜食、红烧的食物，平时比较挑食，如果饭桌上没有可口的饭菜，他就只用筷子在碗里慢慢地拨。

　　在清华的第一年，王国维担任的是经学、史学、小学(古文字学)导师。对于王国维在清华期间的教学，清华国学研究院一二期的那些后来大多成名成家的学生们留下了不少生动形象的记录。

　　徐中舒说，王国维体质瘦弱，身着不合时宜的朴素的衣服，面部苍黄，鼻子上架着眼镜。猛眼一看，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而细看之下，态度冷静，动作从容，正是一个修养深厚的大师的气派。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当王国维指示黑板上的甲骨文字时，他脑后垂下的纤细的辫发就全进了学生的眼中，这一镜头让他铭记终身。

　　不过在王国维任职南书房行走期间，溥仪身边派系复杂，朋党之风甚烈，一心只想为皇上尽忠竭力的王国维素来不喜欢党派之争，不想蹚这趟浑水，但由于他和罗振玉的特殊关系，连溥仪都认为他是罗放在自己身边的一枚棋子，而王国维刻意避嫌的两次行为，则又引起了罗振玉的不满。

　　一件是1923年5月，王国维入小朝廷不久，书告罗氏：自己的《观堂集林》已在沪装订，打算将其中的精印本“进呈”溥仪。罗亦趁此将他自己的《殷虚书契前、后编》及《殷虚书契考释》从天津寄到北京，请王托书店做黄绫套代为“奏呈”。这使初入“南书房”的王国维颇感为难，他知道罗振玉和另一位遗老郑孝胥矛盾很深，便复信表示：为避嫌，拟待“数月以后”再办。罗很生气，当即回信，要王不必做书套代呈了，将原书交人送还。

　　另一件是罗振玉及荐王入“南书房”的升允要联名上奏折弹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让王代呈。王国维回京以后，却听到老朋友金梁及溥仪的岳父(婉容之父)荣源对升、罗二人“结党”的议论。他既怕罗氏知道了引起“盛怒”，又怕亲家因而受到中伤，故写信婉言劝罗改“奏”为“函”，建议不必向皇上呈奏折，可直接致信荣源，较为妥帖。这又让罗很不高兴。

　　世间上的很多事情都是如此，仿佛很随意地就发生了，不到最后的谜底揭开的时候，没有人能看出其中暗含的结局。当然，在此之前，一切还都是水波不兴，照常继续。

　　1924年秋，清华大学打算创办研究院，校长曹云祥想要仿照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办法操作，为此跑去和胡适商议。胡适说美国研究院制度不尽适合中国，而宋元书院制度倒是可以仿照参考，并说自己“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建议曹“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胡适虽然提倡新文化，但对王国维这个旧派人物却很是尊敬。早在1917年他留学归来，考察上海的出版界，就得出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结论，而此后王国维的一系列著作更是让胡适佩服非常。他在1922年的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这种在大师之中比较出来的优劣，可见王国维在胡适眼中的分量。

　　胡适亲自写信给王国维，并附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约。王国维回信说要一个星期时间考虑，他害怕进清华后不能常去天津溥仪处。胡适又回信加以解释，说进入清华后一切行动都是自由的，请他不必顾虑，但王国维依然没有答允。胡适不肯罢休，走了个曲线政策，请溥仪代为劝说。于是溥仪召王国维至日本使馆，用谕旨的方式命王国维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这样王国维才不得不从命。

　　1925年4月17日，王国维携全家迁入清华园。王国维是第一个报到的导师，后来位列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都还没来。校方请王国维主持院务，王国维坚决不干，他要专心做学问。学校于是设办公厅，由哈佛大学毕业的吴宓当办公厅主任。自此以后，王国维有了“收召魂魄，重理旧业”，专心研究学术的环境和条件。这时他的学术兴趣已经转到了蒙元史研究上，每天躲在院里整理蒙元史料，闭门治学，一个月中只进城一两次，去的地方也多是琉璃厂的旧书店。

　　在清华期间，王国维又过上了一种有规律的读书生活，也享受到了更多天伦之乐。他的女儿后来回忆说，当时父亲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时间都是在书房里消磨掉的。孩子们高兴起来，在书房前后嬉戏打闹，王国维依然能够端然独坐，无动于衷。自己读书累了时，他就斜躺在藤椅上，考女儿东明背《论语》，女儿背不出，他就会眯着眼睛提醒那句话的第一个字。在清华时，家里曾经养了一只猫，经常的情景是，这只狮子猫在王国维的膝盖上呼呼大睡，王国维则一边用手抚摸着它的长毛，一边看书。王国维早上天刚亮就起床，上午一般去学校办事，下午和晚上在书房看书。他的睡眠也极有规律，晚上10点多一定上床。看完书回到卧室，如果兴致来了就一个人拿着牌玩“过五关”，尽了兴，时间也到了，就熄灯睡觉。此外王国维的爱好极少，不郊游、不运动、不喝酒，只是抽一点儿烟，最奇怪的是他这个研究戏曲的人竟不看戏。饮食上，王国维喜欢吃甜食、红烧的食物，平时比较挑食，如果饭桌上没有可口的饭菜，他就只用筷子在碗里慢慢地拨。

　　在清华的第一年，王国维担任的是经学、史学、小学(古文字学)导师。对于王国维在清华期间的教学，清华国学研究院一二期的那些后来大多成名成家的学生们留下了不少生动形象的记录。

　　徐中舒说，王国维体质瘦弱，身着不合时宜的朴素的衣服，面部苍黄，鼻子上架着眼镜。猛眼一看，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而细看之下，态度冷静，动作从容，正是一个修养深厚的大师的气派。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当王国维指示黑板上的甲骨文字时，他脑后垂下的纤细的辫发就全进了学生的眼中，这一镜头让他铭记终身。

　　因时事原因，清华这一学期提前放假，6月1日的中午，师生在清华工字厅举行告别会。宴会期间，师生们一片欢声笑语，但学生会负责人姚名达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姚名达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然而这种疑惑却被欢乐的大气氛冲掉了。宴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梁启超起身致辞，历述国学研究院诸位同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大家静静地听着，王国维也频频点头。梁启超发表演讲后又说：“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听完这句话，大家都相顾失色。

　　散会后，王国维与诸位同学一一道别，之后随陈寅恪一同到南院的陈家，畅谈至傍晚才起身向自己的家中走去。在家中，学生姚名达、朱广福、冯国瑞正在等他，三人向王国维提了许多问题，王国维的回答照例简单而又精练。时间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小时，王家已经将晚餐摆好，同学们起身告辞，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将他们送到院子中。晚饭后，柏生与谢国桢前来向王国维询问阴阳五行的起源问题，并论到某位日本学者在研究干支时的得失。在谈话的间隙，涉及时局，王国维立刻呈现出黯然的神色。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王国维最后一次和同学们谈话了。送走谢国桢等人，王国维又回到书房批阅试卷，批完后，写好遗书，放在怀里，像平常一样安睡了。

　　次日天清气朗，王国维起来后，按照惯例由夫人为他梳好发辫。上午8点钟，王国维已经坐在研究院的办公室里。他忽然想到学期结束，学生的成绩本忘在了家里，就让院内的一个听差回家去拿，自己则坐下和办公室秘书侯厚培闲聊，谈起了下学期招生安排的事情。平时少言寡语的王国维提出了很多建议，谈了大概一个小时，一向不随身带钱的他忽然向侯厚培借两元现洋，侯手头没现洋，便给了他五元纸币。王国维于是叫了洋车，出了门。王国维出门没多久，他的学生陆侃如兴冲冲地和魏聚贤拿着一张纸到王国维的办公室找他题签，发现人不在，桌上有一杯喝了一半尚有余温的茶。他们以为王国维是上厕所去了，结果等到中午12点，还不见回来，他们只好退了出来。当他们离开王国维的办公室时，桌上的那杯茶已经完全凉了，而此时，王国维湿漉漉的身体也已经躺在昆明湖旁，停止了呼吸。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经写道：“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王国维怀内所揣遗书是写给三子贞明的：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必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其中的陈、吴二先生指的是陈寅恪和吴宓。

　　噩耗传出，清华园内一片悲恸，吴宓、陈寅恪、梅贻琦、梁漱溟等人为其送行。其中一幕颇耐人寻味，面对王国维的遗体，当其他人都行鞠躬礼时，陈寅恪却行旧式的跪拜礼，吴宓、研究院的同学们于是纷纷仿效。已经离开清华的梁启超闻讯火速赶回，为王国维的丧事和抚恤金奔走，并说王国维“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晚年则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的遗书好友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云：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国维纪念碑，碑式由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设计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