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年秋天，耶拿大学城，照常理说，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此时都应该为新学期做准备，但这一年，学校暂缓开学。拿破仑的军队已经逼近，在大学图书馆的阶梯上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法国侦察兵来到城里，在学生酒吧停下来喝上几杯，偶尔也会和当地居民聊上两句，有很多居民都欣赏那个新的法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战争迫在眉睫，有个年轻的哲学教员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叫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耶拿战事打响前一天，他那本艰深的《精神现象学》初稿完成。在黑格尔看来，人本质上是精神的主要体现，精神通过我们进行活动，利用我们为它的目的服务。一本通俗的哲学教材这样解释：假如你是某个球队的球迷，为它疯狂加油，你会被一种精神感染，就好像某种东西牢牢抓住你，这里的“精神”并不是什么异己力量，而是你在赛场上与他人同样感受到的情感联系。把这种状态扩展到全人类，扩展到你作为人类一分子所感受到的那种精神，扩展到你对生活的热情，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意思了。它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大，又不是某种异于我们的东西，对黑格尔来说，这就是上帝。

　　我们的“世界大学封面报道”就是一次“精神之旅”。在2009年的剑桥大学、2010年的麻省理工学院之后，我们应该去哪里呢？各式各样的现代大学都可以追溯到三种原型：英国式大学，法国式大学和德国式大学。黑格尔在耶拿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经历能说明德国大学的某种特性：德国学者通常就是一名大学教师，德国的思想家和研究者不仅要著书立说，还是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授课的教师。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等，主要是作为大学教师来影响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他们的很多著作是在去世后出版，一般由他们的讲义和笔记整理而成。康德也是大学教授，在他眼里，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都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和对于信仰、法律及身体的控制。但哲学院不同，理性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因此哲学院独立于政府的意志，享有评判一切的自由。康德的思想类似“君子不器”，认为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的学生不过是政府的工具，这三个学院低于以理性为依归的哲学院。

　　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著有《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他这样说：“在德国人的一生中，那些在大学里的岁月总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教授的影响而决定学生一生思想倾向的情况并不少见。对于学者和研究者们自身而言，这样一种关系也是愉快而有益的，与年轻人密切接触，使他们延长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听众的存在还使得教师总是专注于那些最本质和最普遍的东西。德国思想家的哲学化倾向，其实是与这样的一个事实相联系：在德国，人们创造知识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口头传授，这是与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相同的。在德国，学习为全民所高度重视，科学的伟人曾经为我们的年轻一代面对面讲过课，而大学自身也期待在他们之后能够人才辈出。这些伟人们具有超凡的力量，其秘密在于他们能够聚拢和维持这个国家的前沿精神，而且，只要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能稳固他们在德国人民中业已赢得的崇高地位。”

　　德国大学的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现象是“Bummelstudenten”。这个词指那些不毕业的学生，德国高校会允许他们拖延多长时间呢？据说，目前最长的一位是基尔大学的医科生，他是54年前开始上大学的，学了108个学期。席勒在1789年谈到过两种治学态度，一种是为谋生而求学，一种是为学术而求学。席勒倡导后一种，他认为，那些掌握着科学这一高贵的武器却无高尚的追求的人是悲哀的。由此在德国的传统中，国家对大学权力的放任使得学术自由超出了一般理解的“自由”，使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产生一种特权意识，并以追求知识为荣，学术不是达到世俗目的的手段。尽管这些永远不毕业的学生是个例，更多人走出校门成为社会精英，但人们喜欢这样的故事，永远待在校园里读书好像是我们的一种白日梦。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