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对马克思开放，像对任何一个公众开放一样。马克思坐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里面也毫不客气，一个天天来图书馆的人完全有可能固定地坐在自己喜欢的座位上，所以我还是相信那个神话的。马克思不客气地坐在这个公共设施里，以一个彻底的平等人的姿态对身边的世界进行着批判。请注意：马克思所进行的批判，对于图书馆来说，今天也仍然有意义。英国19世纪所谓的公众设置，说是面向所有公众，事实上也只能面向有产阶级的公众开放。即使从资本家提供的数据上面，马克思也查找到了英国绝大多数劳动者处于无产阶级状态，他(她)们从童年起整天十几个小时工作，一直到死，哪有时间享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这样的公共设施。即使有时间，哪有路费。即使有路费，哪有多余的钱供养自己或供养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以便使其可以阅读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里面的希腊文、拉丁文以及简单的英国文。

　　所以，图书馆的公众性，连带太多的东西，“公器为民”谈何容易！

　　图书馆是可爱的

　　一位朋友借到一本旧书，书很破，尘封已久，无人过问，但是对这位朋友，恰好是多年寻觅的书。借期已到，忽然朋友说，书不还了，即使十倍的赔偿，也值！纯粹算经济账，朋友说的对，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图书定价极低。假如有新版，十倍的赔率，也不抵新版的定价。

　　但是，对图书馆的书，能这样算计得失利弊吗？

　　不能！当时我毫不犹豫反对。现在，当我知道了图书馆自由精神之后，更要重申：不能，因为图书馆是可爱的，一定要加倍爱护它。

　　第一，图书馆站在公众立场，中立的为所有民众提供服务，面对政治、党派、宗教、出身等等严重的社会力量的制约，依然要保持自身的“公器”精神，那么，我们怎么能因为个人的方便，个人的得失而破坏图书馆的藏书呢？

　　第二，图书馆收集图书的原则是全面，不分贵贱，不论时尚。而任何个人图书收藏都是有限的，而且，任何个人图书收藏都有权利拒绝他人使用。图书馆则相反，各种类型的图书馆按自己的原则收集保存图书并向所有公众或某一部分公众开放，这样的话，对于任何类型的藏书家来说，图书馆都是不可替代的。

　　第三，每一本图书都有确定的版本。如果某一本图书遗失了，即使有可能迅速补上新版，但是编辑版本不同，印刷版次不同，从文献学的角度看，旧书和新书，则是完全不同的两本书。除了版本，还有手迹。关于后一情况，需要说明，图书馆最反对借阅者在图书馆藏书上刻、画、书、写，这是任何读者应该严守的。不过，有些图书，图书馆收集来的时候，就已经有手迹了。比如，原为私人收藏的图书，常常有收藏者的痕迹。这个痕迹很重要。甚至还会追索出一段历史，一段学术，一段奇闻。

　　图书馆总是有“密室”的

　　图书馆总有一部分或总有大部分“密室”。

　　意大利教授作家艾柯《玫瑰之名》中那间古老修道院密室是一间隐藏了无数的“惊心动魄”的密室。而最大的惊心动魄，不过是亚里士多德半部《诗学》。艾柯小说中，这半部《诗学》因为谈了喜剧，便被整个基督教界视为洪水猛兽。结果惹来一连串谋杀。

　　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写《我的名字叫红》也用一桩谋杀画家的案件牵连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苏丹图书馆密室里面，把15世纪土耳其细密画家的种种秘密揭示出来。

　　这些小说所刻画的图书馆密室，都有重重叠叠的保密机关，而我说的图书馆密室不是如此玄妙的暗室，而是普普通通的书库。我要说，图书馆的书库无论怎样开放，书库里面，仍然有无数的“密室”。

　　现代图书馆，大部分书架按学科分类法分类。如此，每一种类别的书架上，都有新书旧书，都有借阅率高的书和尘封不动的书。我说的“密室”，就是想说说这些尘封不动的书。

　　我想说，每一本尘封的书都可能是一个“密室”。比如，中国图书分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特点。哲学排列为“A”，而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排列为首。每一个像点样子的图书馆，大概都有马恩全集，但是，近些年，渐渐这地方也几乎成了密室。谁知道马恩全集的编辑过程呢？谁知道恰恰在编辑这套全集的时候，编辑队伍中出现了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呢？谁知道在这个全集里面，有恩格斯年轻时候写的情诗，而在诗里又保存着恩格斯哪些生命之谜呢？谁还关注马克思《资本论》最后稿本的修改过程呢？谁还想知道《共产党宣言》每一处修改之时背后的争论呢？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