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一篇应景而为的无心之作，创造出半个世纪“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华语世界从此有了“成人的童话”。
新武侠小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梁之后30年，出现了金庸、古龙、温瑞安等一大批武侠小说大家，他们一并创下这个年龄跨界最宽、读者数量最广的特有的华语小说类型的阅读神话。
扛领大旗的梁羽生和金庸，他们对“武”与“侠”的各异解读，一方面为赢弱文人筑出千古豪情侠客的春梦，也引发世界华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武侠情结，和对“武”与“侠”的文化追寻。
逝者已去，侠气犹存，在武侠小说之后，什么会成为“侠”的下一个精神载体?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病逝于悉尼。
澳洲去国远矣!
意念中，梁羽生若有撒手人寰的一天，魂魄不应归道山，而应回冰冷飘渺的“天山”：皑皑的冰川、冰河，渺无人迹，却有白发魔女、冰川天女相伴；随身的七把神奇的宝剑，寒光剑气封天，一路萍踪侠影。快意如此，岂非得其所哉!
然，意念无法替代现实，梁羽生就这样走了，而且走得是那样无传奇。
构筑“成人的童话”第一人
青春萌动，须男出阁，欣欣然}昆迹于学子(那时称为“天之骄子”)行列，浪漫、奇情得不着边际，又刻意打造猛男之威；矫情得踟蹰于自我，恨不得把栏杆拍遍。这“之际”的“之际”，遭遇《白发魔女传》，“说时迟，那时陕”地心花怒放：谁说“无人会，登临意”? 有这个梁羽生在，何叹“天下谁人不识君”?
“风雷意气峥嵘，轻拂了寒霜妩媚生。叹佳人绝代，白头未老，百年一诺，不负心盟。短锄栽花，长诗佐酒，诗剑年年总忆卿。天山上，看龙蛇笔走，墨泼南溟。”
《白发魔女传》第一回的开篇词，这样的“峥嵘”，这样的“妩媚”，又是那样地寒意重生。而那故事凄婉哀怨得让人不忍卒读：练霓裳并非品行不端，更无十恶不赦之罪，却因身世凄惨，个性桀骜，且武功盖世，劫富济贫，反被中原正道人士以魔女视之，而与卓一航反目，美丽女子一夜白发，卓一航则独守昙花。
孰正孰邪?梁羽生何其残忍?
然而，残忍的梁羽生，继在香港、东南亚风靡之后，又为他的内地读者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武侠小说论者，至今还在为这种通俗小说何以风行而争论不休。其实，任何作品的流行，与个人心绪的激荡，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化学反应；有了适宜的社会环境，才能大行其道。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1979年，他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学时，在天天去吃饭的中国餐馆碰见了正在英国旅游的梁羽生。“他乡遇故知”，更何况还有武侠小说的媒介，两位素昧平生的人一见如故。华罗庚刚刚看完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话题就从这里谈起。华罗庚“武侠小说无非是‘成人童话”’的著名论点，就是这时候当面告诉梁羽生的。
“成人的童话”，一语道破武侠小说风靡的谜底。
梁羽生出道于1954年。那一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先是在报纸上互相攻击，随后自然是“文斗不如武斗”，口舌之争何如拳脚之争来得分明?但因香港有不得比武擂台的戒律，双方只好相约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以决雌雄。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为门派利益被逼上擂台。这场比武经港澳报刊的大肆渲染而轰动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触动灵机，为了满足读者兴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报上预告将刊登精彩的武侠小说以飨读者。第三天，《新晚报》果然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随着《龙虎斗京华》的问世，梁羽生——梁大侠初露头角，。而他的原名陈文统倒逐渐被人淡忘，轰动文坛的“新派武侠小说”由此开山。
此后梁羽生一发而不可收拾，一直写了30年、35部、1000万字；而当梁羽生写完了《龙虎斗京华》时，他的同事查良镛(金庸)也见猎心喜地写起《书剑恩仇录》来。金庸也写了将近30年。
写作30年而读者不衰，且地域不同，前赴后继，若没有社会环境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
梁羽生自云，他的小说的总体基调是“以侠胜武”。何为“侠”，梁羽生并没有完整的解释，作品中所展现的却是一个等同于“政治观念”的概念。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犹如内地国门初开时的80年代，虽然社会思潮缤纷，但既往政治概念训导下的左派理念依然影响很深。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新晚报》是该报的子报)，则是与内地政治基调基本一致的左派报纸。左派文艺创作的一个烙印是，作品的主人公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梁氏所云的“以侠胜武”的“侠”，实际上就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天山七剑驰骋草原反抗异族入侵；玉罗刹、岳明柯等人反抗魏忠贤的鹰犬，营救忠良；南霁云、段圭璋在安史之乱为国死难的豪杰之气，真正把侠义与责任感和使命感联系起来。
而此时，在内地，作品中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则基本上是一水的“高大全”，“不知男女，无论情爱”。而在香港，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则可以也是人，也可以有痴男怨女、两隋相悦或相离的人的情感。左派理念下的时代责任与人的七情六欲相结合，便构筑了一个“成人的童话”，一个新的武侠境界便在香港和东南亚开端。八九十年代，内地的社会环境犹如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合理地成为梁羽生、金庸前赴后继的读者群产生的土壤。
因此，武侠小说的长久风靡并无传奇，却可以成为梁羽生谢世后，我们感怀的理由。
以“名士”自况
在梁羽生和金庸开启一代武侠新风之后，1966年，香港《海光文艺》上发表过一篇署名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文中云：“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
佟硕之者，梁羽生也。此文是他应罗孚的要求而写的。此时，金庸已另立门户执掌《明报》，而梁羽生依然是《新晚报》的编辑。
梁羽生以“名士”自况。在有着古老传统的中国，“名士”以其独有的学养，承担着政治运行和思想教化的责任，但两者常常产生冲突，则需要“名士”在时代与心灵的两极中寻求平衡，否则何能成为“名士”?
梁羽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年幼及熟读古文、擅长于对联。及至弱冠，在广西桂林中学读高中，喜欢填词弄赋。后因日军侵扰返乡，适逢数位粤籍学者避难蒙山，遂依礼拜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为师；而后来以敦煌学及诗书画著名的饶宗颐，当年也曾在他家里住过，两人亦师亦友。梁羽生曾向他们学习历史和文学，国学底子笃实。后随师返穗，考入岭南大学国际经济专业。大学毕业后在香港《大公报》谋得差事，编辑旗下《新晚报》文学副刊，一份工作到暮年。主业烹文煮字，闲来棋书自乐。偶然被逼踏入“江湖”，成为侠客，则既开风气又为先。晚年随子女定居澳洲，依然棋书自乐，直到归隐道山
这样无传奇的一生，“名士”的派头在哪里?
其实，在时代的流变里，一直以政治运行和思想教化为己任“名士”，途径无非两条：一条是与时代契合，激扬文字；一条是能隐则隐，甚或“大隐隐于市”。以此衡量梁羽生，乃真“名士”也。
1966年，文革波及香港，港岛也同样陷入狂热，梁羽生走出“江湖”世界，关注时局，改写时评，指点大局，一时挥斥方道。时代的激情，激烈地冲撞着他的左派理念，使他成为“革命群众”的坚定支持者。而主持《明报》的金庸，与他供职的《大公报》政见相左，两报你来我往，笔战连番，而两人扮演的角色如何?那段岁月是荒唐的，梁、金之间这段往事也很少有人提及，一直为人所揣测。但梁羽生以“名士”自居的政治与教化的派头则是十足的。
荒唐岁月过后，梁羽生则“大隐隐于市”了。1978年，邓小平在广卅接见他，他却仍然穿着一套旧西装，脚上的皮鞋烂了鞋尖。当时—个陪同人员问：“您老就穿成这样去见小平同志吗?”梁羽生才如梦方醒，托人买了一双新皮鞋和西装。“竹林七贤”的披发跣足是古时的隐，现代的隐，当无出乎梁羽生了。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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