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良晤话当年
1955年4月6日上午9时，北京火车站东站站台上，停着一溜排小车。小车的主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徐冰和张治中全家，在等候一位老熟人——从香港归来的卫立煌。随着那节软卧车厢车门的打开，卫立煌夫妇出现在众人面前。
当天下午5时多，周恩来亲切接见了卫立煌。4月14日，卫立煌出席朱德副主席为他设的晚宴。4月21日，刘少奇委员长会见卫立煌。4月25日下午5时，毛泽东和卫立煌“第二次握手”。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访问延安，毛泽东在欢迎晚会上称赞其为“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卫立煌则颂扬“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模范”。17年后，毛主席说：“时间过得真快啊，想不到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
摆脱特务潜往香港
卫立煌，1897年生于安徽合肥县城郊卫杨村。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庐山最高军事会议期间，卫立煌首开与红军高敬亭部的“岳西和谈”。10月在山西成功指挥了有名的忻口会战，后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与归其节制的八路军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卫立煌是一员虎将，但他非保定非黄埔当然亦非蒋介石的“嫡系”。故打硬仗时蒋介石每每起用他，仗打完了就把他撂在一边。特别是1944年春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打通滇缅公路，名扬中外，一年后凯旋只落了个陆军副司令的虚职，气得他带上新婚夫人韩权华赴欧洲“考察”去了。但当东北战场形势不妙，蒋介石又赶紧撤回陈诚，一定要让卫立煌顶上去担任“剿总”司令。
蒋介石哪里知道，此时的卫立煌很清楚国民党军队必败无疑，故在东北半年多的时间里消极执行蒋介石的作战方针。解放军的攻势势如破竹，1948年10月31日，沈阳“失守”，卫立煌料想自己会成为“替罪羊”，20天后他潜走广州。不意风声泄露，蒋介石着广州方面将卫立煌夫妇押回南京，软禁在上海路5号卫的家中约一个月。
李宗仁当“代总统”的第二天，便下令将在卫家监视的宪兵全部撤出。卫立煌想想老蒋仍实权在握，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去香港为好。但是，卫宅楼下的车房里有一个班的蒋系特务赖着不走，还在监视着卫家的一举一动。卫立煌暗中加紧了再次出走的准备工作，包括由二楼直接滑到大街上的绳索，甚至连假身份证都做好了。
1949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一）凌晨，乘大部分特务都溜回家吃年夜饭未归之际，卫立煌夫妇一行乘事先准备好的两辆小车，风驰电掣般开往上海。在一王姓朋友家，卫立煌剃掉平时喜欢蓄着的小胡须，一周内办好了去香港的手续。到香港后，他们一家住铜锣湾国泰酒店。
北京欢迎随时归来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暨阅兵式在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第二天，这条“改朝换代”的要闻登在香港各大报纸的头版上。卫立煌坐不住了。于是，他和身边的几位贴身随从字斟句酌，起草了一份电文，由柴春生径送张铁生，请代发往北京。电文如下：
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代申贺忱！ 煌十月江电
“江”在电文中系汉字指代“三日”。
不久，柴春生从张铁生处取回重要信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均表示，欢迎卫先生随时归来！对大陆方面的热情呼唤，卫立煌既感动又犹豫，下不了决心。他最大的疑虑是，自己当年参加“围剿”打过红军；又是共产党公布的43名“战犯”之一，名列第13位，这可是解放战争后期明文宣布的呀，以“戴罪之身”，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能既往不咎吗？他便以“脚痛，行动不便，暂时不能成行”为由拖延，也曾向“民革”前来做工作的同志表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
但是，卫立煌一家和二三十位先后来港投奔他的部属的生活开销，渐渐成了问题，必须搞经营“度日”。先是由卫立煌拿出本钱，柴春生出面注册了胜斯酒店颐和园酒家，经营中仅盈余若干。此时原国民党战略顾问、二级上将熊式辉也在港做寓公，与卫常有相见。熊的一个同乡开了一个小银行，他游说卫参与合股。卫立煌便把掌握的现金悉数注入该行。谁知熊的那个老乡是个骗子，银行开了两月多关门，人也找不到了，卫立煌手中的银行存折也跟着变成废纸。卫立煌举家从元朗乡下搬到老朋友、原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军长余程万在市区的家中，以省下房租。
周恩来亲自安排行程
台湾方面，对卫立煌的“争取”也在加紧进行。
1954年，中国共产党发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对卫立煌触动很大。恰在此时，周恩来通过多个渠道欢迎他归来。于是，1955年初，他主动找到中共驻香港有关部门，请安排行止，愿随时返回祖国大陆。
1955年3月14日，卫立煌夫妇和几位随从从香港九龙秘抵澳门。次日凌晨，一条经过改装的不起眼的小船悄悄起锚，向一水之隔的祖国大陆驶去。绕道澳门确保安全的回归之路，据说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天刚放亮，卫立煌一行从拱北（今珠海）码头踏上祖国大陆。
稍事休息后，卫立煌一行换乘汽车，经中山、顺德，于下午4时到广州。卫立煌向新闻界散发事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他深望在台的袍泽们、朋友们及早醒悟，为统一祖国量力而为，多做贡献。
第二天一早，卫立煌给毛泽东主席发电报告自己已安然归来。17日上午9时许，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长兼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林李明派秘书小方给卫立煌送来毛主席的复电：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即送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借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泽东 三月十七日
3月17日，“卫立煌返回人民祖国”这一爆炸性新闻，以新华社通稿形式刊登在《人民日报》和香港各大报纸的第一版。至此，香港社会盛传几天的卫立煌已“离奇失踪”的消息自然有了新的“说法”。
全家入住麻线胡同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卫立煌选择了“沿途看看情况”再到京的安排。卫氏夫妇31日到上海，副市长刘季平等到站台迎接。4月4日，卫立煌夫妇在无锡接到中共江苏省委转来的周恩来的电报，总理将于7日启程出席亚非会议，请他们速去北京。卫立煌夫妇当晚移驾北上。
卫立煌夫妇到北京之初，暂住北京饭店。1955年5月29日，卫立煌全家迁入修葺一新的麻线胡同2号宅院。
卫立煌频繁参加政协、人大和有关部门组织的外出视察、考察活动，煤城大同、钢城包头、近代玻璃工业发祥地秦皇岛、冀北重镇张家口，还有锡林格勒大草原……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
新中国给予归来的卫立煌极大的信任和荣誉，他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他注重认真看书学习，注意与新社会新思想相适应。1957年曾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还被请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卫立煌夫妇归来的当年夏天，有关部门就安排他们去北戴河疗养，以后也一直关注着他们的身体健康。1958年“五一”观礼，卫立煌在天安门城楼上突觉心里难受，被扶到休息室休息一会，便提前回家，但睡不着，喝水也咽不下去，似食道不通，怀疑“中风”，当天即送北京医院。以后他一直住院，身体时好时坏。1958年9月7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表达了争取早日康复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的意愿，“现在我虽卧病，但对力所能及的事，我仍愿尽量来做。”
卫立煌晚年在祖国的怀抱里感觉是幸福和愉快的。他受中央领导之托，前往北京德胜门外第二监狱看望了在押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王耀武、廖耀湘、宋希濂、康泽、郑庭笈等，与他们恳切交谈，愿他们诚恳接受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阵营里来。有港报记者问卫立煌平常能否随意走动，卫立煌哈哈大笑：“我刚到北京，朱老总就说：‘你随便到哪里，都不会有人管你。’”
卫立煌“因长期患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又患肺炎，经医治无效，于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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