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晚清时期具有世界眼光并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重臣李鸿章称为“汉奸卖国贼”,并非是1949年后的发明。实际上,李鸿章的这顶“汉奸”帽子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给他牢牢地戴上了。 李鸿章最早被称为“汉奸”,大约是在他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就天津教案而言,中国民众杀死法国领事丰大业等外国人20余人,自然不能不引起相关国家的抗议,而惩办凶手即使按中国的法律来说,也在合理范畴之内。但这个道理即使现在恐怕也难以被某些国人所接受,就更不用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了。所以当李鸿章最后决定采取“以命抵命”处理此案的时候,他被骂为“汉奸”也在情理之中了。 后来,李鸿章和奕 、曾国藩等开明人士办理洋务,力图自强,则进一步坐实了“汉奸”的罪名。办理洋务、修铁路、开矿山、架设电报线路等等,均破坏了中国人迷信的风水暂且不说,就拿在北洋海军中聘请琅威理等外国专业人员协助管理舰队一节说吧,把国之重器托付给非我族类的洋人,岂不是实在的卖国行为吗?难道不是板上钉钉的“汉奸”吗? 当然,让李鸿章的“汉奸”罪名更加全民化和激烈化的则是那场被梁启超比喻为“一人敌一国”的甲午战争。虽然在马关议和之时,李鸿章为这个国家挨了一枪,并因为这一枪使日本的气焰消散了不少,主动做了很大的让步,他还是被朝野上下痛骂不已。 有人说他中枪是假的,是做戏;有人说李氏父子受了日本的贿赂;甚至有人说李经方是日本人的女婿,李鸿章在前线暗助日本人煤、米、面……总之,就是里通外国的“汉奸”! 然而,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非但不收敛,而且竟然干了一件在当时的国人看来绝对是惊天动地的事情,这就是出使西方世界。需知,还在20年前的1876年,当清政府决定向英国派出公使时就曾经闹得满城风雨。结果,公使郭嵩焘想找20多名随员竟然无一人报名!短短20年后,李鸿章竟然要以中国政府官员的身份出访洋夷的国家,这岂非是“汉奸”? 虽然李鸿章在西方世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在国内却招来了汹汹的物议。时人张祖翼在《清代野记》中说,在当时的北京城里支持和同情李鸿章的不过“十之二三”。面对这种激扬的舆情,一向支持李鸿章的慈禧太后也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把他打发到遥远的广州,眼不见心静了。 不过,事实很快证明:朝廷里面离了这个“汉奸”还真就玩不转。从1899年开始,山东等地开始闹起义和团来,这股势力逐渐坐大竟至于尾大不掉。事后的人都认为:如果当时有李鸿章坐镇天津或者中枢,断不至于让慈禧太后那么轻易地就相信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也不至于让慈禧轻信载漪等人所捏造的“列强要求太后归政”的低级谣言,更不会神经质地要和11个国家开战。北方没有李鸿章,朝廷就只能方寸大乱,结果联军杀进北京,慈禧和光绪逃出北京。 朝廷西狩西安,这才又想起那个遥远的“汉奸”来。连续发电要求李鸿章北上收拾残局。自然,这又是一个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棋局,这又是一次当“汉奸”的机会。 当时,李鸿章已入人生暮年,从广州出发北上是要耗费些时间的,没想到他行动的迟缓立即遭到了北京城满人的不满。著名戏剧家齐如山曾在同文馆学习,他在一本回忆录里对北京人盼望这个“汉奸”来京收拾残局的心情有生动的描写—— “当义和团正盛、西后最得意的时候,合肥(即李鸿章)正在广东,旗人们有的说他能勾结外国人,太监们说得更厉害,所以想着把他调进京来杀了他。……各国军队进京后,……(旗人)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他来得慢,大家又怨恨他。……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东四牌楼一带,旗人(在小饭铺)吃饭的很多,正喝着酒,忽提李鸿章来了,便高兴地说,再来一壶,盼他来的程度,就如是之高。我问他们,你们向来很讨厌李鸿章,为什么现在这样欢迎呢?他们的回答是:说人家是汉奸,没人家又不成,就是里勾外联的这么个人。……” 看看吧,过过嘴瘾骂“汉奸”谁都会,但是一旦国家有事,还得这个老“汉奸”出马。因为与11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终于在“汉奸”的名分上杠上开花。但另一方面,朝廷上下倒是很满意,因为这次“汉奸”只是赔了钱,并没有割地,也没有逼着老太后交权,慈禧太后在西安甚至高兴得睡不着觉呢。 不过,签完这个条约后,老“汉奸”也已经殚精竭虑了。1901年11月7日,这个被后世称为“汉奸卖国贼”的人合上了双眼。在他临终前后有两件事情值得在这里重点一提: 一是向最高决策层上书表示了自己赞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 另一件发生于他离开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任上之时。当时,他把自己几十年来积攒下来的“小金库”一千万两白银全部转交给了他的继任者王文韶。据说,这笔钱一直从王文韶手里传到了后来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手中,为他交通朝中权贵帮了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