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２０日，住在东山的陈公博（时任军委政训部主任）与汪精卫过从甚密，由于电话打不通，赶紧乘车到汪宅商讨对策。后来到汪宅的还有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和李济深。汪精卫患病在家，谭延闿将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递上，信大抵是说共产党意图谋乱，情况万分危险，他不得不负起责任来紧急处置，请求主席原谅。汪精卫勃然大怒：“我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想造反吗？”

    ３月２１日（一说２２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宅举行，商讨事件善后问题。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吴铁城、谭延闿、伍朝枢等出席。这次会议最后决定查办李之龙等不轨军令，限制共产党活动，敦请苏联召回与蒋介石意见相左的军事顾问季山嘉，并讨论如何停止省港罢工，会上还决定要汪精卫暂时休假。

    会后，汪精卫以肝病复发为由，隐居在逢源大街６３号（今宝源路２０５号）陈耀祖宅，再不见客。后来，汪精卫悄然离粤，竟与胡汉民坐的是同一艘船。两人一向不和，这次同舟出走，亦可谓是冤家路窄。然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５月１５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全会召开，蒋介石在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

    对于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曾说过：“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的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

来自中共内部的误解

    “中山舰事件”引来各方的震惊：住在东山新河浦的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宣传部长）知道后，主张对蒋要强硬一些。毛的意见却遭到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反对，双方争论之下毫无结果，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马上召开会议，经过讨论，结论是：无论事件起因是什么，都应采取让步妥协的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要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东区委的左倾错误。会议还决定由张国焘代表中央到广州处理事件。

    ４月６日，张国焘来到广州。４月８日，他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拜见蒋介石，向蒋表示不要相信谣言，中共会支持他。这次会面，张国焘感觉蒋介石并没有反共的意思，同时也让蒋介石知道中共的妥协退让态度，表面是双赢。其实，蒋介石加快了反共的步伐。同一天，他摆出姿态，将欧阳格、陈肇英等人免职，扣押虎门。４月１４日，李之龙获释，蒋介石把他派到邓演达的总政治部，后任少将宣传处长，奉荐令报到蒋介石，却被扣了下来。

    北伐军攻克武汉，总政治部将汉口的民间游乐场所新市场改为中央人民俱乐部，命名为“血花世界”，国民政府任命李之龙为中央人民俱乐部主任兼《血花日报》社社长。他在北伐军里积极工作，成绩斐然，但已不是共产党员，陈独秀、张国焘等认为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拒绝给他恢复党籍。

英雄就义红花岗

    李之龙在未能恢复党籍苦恼万分的时候，蒋介石却没有忘记他，派了几个黄埔同学去武汉找。蒋介石希望他能迷途知返，归顺自己。直到“四·一二”政变前，还发一封电报给李之龙，叫他立即去南京。李之龙不仅拒绝，反而积极投入到反蒋斗争行列中。

    汪精卫背叛革命后，李之龙在武汉也呆不下去了，听到南昌起义的消息后疾奔而去，可是队伍已经转移。李之龙又潜到上海，企图策动中山、宝璧、自由等军舰的起义。不久，因遭到追捕而出走香港、日本，但又不甘蛰伏海外一隅，无所作为。１９２８年２月６日，李之龙从日本乘坐法国邮轮经香港秘密回来广州，准备继续在海军中进行策反工作。一下船就被特务发现，当晚深夜特务包围了李之龙在豪贤路１３６号的住所，再度被捕。

    次日，蒋介石得知李之龙被捕，立即打电报给主持广州“清党”的李济深，命令把李解往南京。李济深接电后，打电话给承办李之龙案件的海军第四舰队司令陈策，叫他将李之龙押送到自己的司令部来。然而在２月８日，陈策以“策动海军叛乱”罪名判处李之龙死刑，同日在红花岗执行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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