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
　　今年87岁的杨逸,60年前在华东局办公厅任秘书科副科长兼宋庆龄的秘书工作。1949年8月,她全程参与护送宋庆龄从上海到北平参加开国大典。当杨逸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初到宋庆龄身边工作 
　　 
　　我1923年3月出生于上海宝山区淞南镇三瞿宅后场祖宅,父亲在吴淞镇做泥水工,母亲带着哥哥和我在祖宅生活。我1938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家乡投身地下抗日工作,1945年10月北撤至山东解放区。 
　　1949年5月中旬,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山东分局办公厅工作。一天,山东分局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说,我们虽然也需要你在这里工作,但华东局魏文伯秘书长几次来电报,要你仍回去(华东局南下时,把我留下来,就是因为山东分局刚建立,需要干部),你看怎么样?我表示由组织决定。这时,山东分局书记进来对我说,要送民主人士韦悫去上海任副市长,这个任务就不另派人了,你就一起护送吧! 
　　1949年5月27日傍晚,我们进入华东局办公地(上海市瑞金二路118号,原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这样,我又重新回到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工作,任秘书科副科长。当时,华东局接收了一个印刷厂,厂址在雁荡路107号(现雁荡公寓)。组织上要我去兼印刷厂政委,负责专印华东局的各种文件。我从来没有干过印刷行当,就认真地从排字、校对、印刷学起,生怕在文字中出政治事故。 
　　有一天,魏文伯同志把我叫了去,对我说:“杨逸,组织上决定要你再兼一个重要工作,到一位大民主人士身边当秘书。”我笑着问:“谁啊?”他回答:“宋庆龄。”并明确我的任务是:负责关心她想办的事和要求,及时向组织反映,很好地为她服务。 
　　对于宋庆龄,我当时只知道她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在小学念书时,大家都尊称她为“国母”。现在组织上要我去她身边工作,我担心自己不一定能完成好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魏文伯从我脸上的表情已知道我的顾虑,笑着对我说:“组织上相信你会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宋庆龄了,她欢迎你去!”既然组织上信任我,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向组织反映重修南京中山陵、上海中山故居 
　　 
　　我在宋庆龄身边工作,一般每周去两到三天。除了谈工作,还陪她散散步、聊聊天,把她的意见和要求带给组织。有一天,我陪宋庆龄在屋外花园中散步,看见她默默地好像在想什么,我笑着轻声地问她:“夫人,您有事需要我办吗?” 宋庆龄看了我一眼,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道:“中山陵上的草……”仅仅从她半句话中,我猜测宋庆龄是在想着南京中山陵的整修问题。她觉得现在是新中国了,中山陵也应该重新整修一下。我感到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于是返回机关向魏文伯作了汇报。他及时通知有关方面把中山陵修了一修。同时,我从这件事得到启发,赶到香山路中山故居仔细地看了一番。觉得那个房屋也有点破旧了,也应该好好地整修一下,我也向魏文伯作了汇报。 
　　两个地方,一个南京中山陵,一个香山路的中山故居,在我向领导汇报后,有关方面都及时进行了整修,这是我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后完成的第一个任务,由此获得了她的信任。 
　　当时,我在华东局办公厅还参与陈毅等几位领导的生活服务工作,同时还担任华东印刷厂的政委职务。所以,宋庆龄有事找我,一般都是打电话给我,或者由她的司机来接我或带信给我。 
　　有一次,宋庆龄打电话给我说有事找我,我马上赶到她的寓所,等待她交代任务。她笑着对我说:“我的钢笔坏了,你陪我去修一修。”我笑着回答说:“夫人,请您把钢笔交给我,我一定负责修好!至于陪您一道出去,两个人就这样悄悄地上街去,我没有这么大的胆量,我不敢!”我心想:万一出了事,不好办。 
　　在这之前不久,宋庆龄就曾要我陪她去南京路百货公司看看。她说:“解放了,我要去看看市容的变化。”她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和我们普通人完全一样,生活中她有自己的向往,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不过,我当时同样没有同意陪她出去。我对她说,马路上、百货公司人很多,我们两个人出去,如果事先不安排好,老百姓围过来看,怎么办?万一出了什么事,那是无法挽回的呀!她听我这么一说,笑笑没再说什么。 
　　 
　　参与护送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6月至7月间,中共中央派邓颖超来沪,接宋庆龄去北平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邓大姐亲自到上海,拿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这两封信现在上海宋庆龄故居陈列展出)。她当时没有想去北平,她想的多啊:孙中山是在那里逝世的,那里是她的伤心之地。她说我去干嘛呢。后来一看是毛主席、周总理请她去,她也就答应了。 
　　宋庆龄动身去北平是在1949年8月下旬。她从上海出发的,乘坐火车专列,由邓颖超、廖梦醒、华东局办公厅交际处处长管易文和我四人全程陪同、护送,并随车配有警卫队。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邓大姐的。专列抵达天津后,我们在天津停了一两天,主要是等北平方面的安排。我们在天津吃了“狗不理”包子,宋庆龄要我们一起陪她出去吃,我们是不敢陪她去的,由警卫安排好了才陪她去。大概在8月28日下午到达北平后,毛主席、朱德、周总理、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到北平火车站月台上来迎接。邓大姐陪宋庆龄下了火车,我们其他人都留在车上,这也是我最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 
　　宋庆龄被接走后,邓大姐把我们介绍给了周总理,并安排我们到六国饭店住下来,这样我也就认识了周总理。在北平时,邓大姐还叫我们到她家里去玩了一次。后来我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时候,又去了好几次,邓大姐还给了我一张她的照片,我至今保存着。 
　　 
　　三封亲笔信、两件纪念品 
　　 
　　我跟宋庆龄交往过程中,她赠给我两样有价值、有意义的纪念品,一是两件衣服,一是两支派克钢笔。钢笔我回到单位就送人了。我是1949年7月结婚的,当时未告诉宋庆龄。我结婚以后,送了一张我们夫妇俩的合影给她。她知道后,一定要补送一份结婚礼物给我:两件皮领蓝色夹克衫(我和我爱人各一件)和一对美国派克钢笔。衣服是她让司机送来给我的。她还特地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书信给我,这封信我至今保存着,成为我们家里的一件“传家宝”。 
　　信是这样写的: 
　　 
　　杨同志: 
　　您送给我的水果与可爱的相片一张已经收到了,感谢您的厚意! 
　　因为我日来胃病复发,所以没有时间与您会谈,抱歉之至。俟春节假期,我们将约叙会。 
　　送上的衣服两件,我希望您能合作。 
　　此致 
　　敬礼 
　　 宋庆龄 
　　一月二十八日 
　　 
　　信中提到的相片,就是我的结婚照。宋庆龄知道我平时不肯收受礼物,怕这次我又要不收,因此,在信上特地写清楚要我“合作”。所以,我把礼物收下来了。 
　　她还要我爱人也到她那边走一走,为此,她以朋友的身份专门给我写了一封邀请信。 
　　 
　　亲爱的杨逸同志: 
　　我回来一周很忙,但时时想法要找您。现在您来信给我,我非常高兴。请您有暇带姜同志来敝寓一叙为望。专此。 
　　祝您 
　　愉快 
　　 您的朋友 
　　宋庆龄 
　　 
　　那个时候同宋庆龄接触要通过领导批准,领导不批准是不好随便接触的。所以,我爱人一直没有去,但这封信,我至今一直珍藏着。 
　　 
　　宋庆龄曾两次提出要我到她身边工作 
　　 
　　我文化水平较低,那时候只有小学文化程度,邓大姐知道后把我介绍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党校学习的时候,我和同学一起到过邓大姐家里几次,向她汇报学习情况。她向我们指明学习应该怎么学怎么学,回学校后,我们就按照她教的方法学习,发现效果相当好。我解放前生过“痨病”(肺结核病),那个时候身体本来不太好,党校学习一紧张,过去的病又复发了,后来医生叫我回上海养病。 
　　我病养好了以后,宋庆龄还托人带信来要我去她身边工作。1950年春,她到北京去开会时,给我来了这样一封信: 
　　 
　　杨逸同志: 
　　您近况谅胜佳,念念!我因临时接到促来京开会的电报,匆匆动身,来不及通知您,真是抱歉!途中有数位同伴,故不虞枯寂,精神身体均如常,请舒锦念!俟会后即行返申,不知您有什么东西要买的吗?请来函告知,以便带回。我返申后当约晤谈,即祝健康! 
　　宋庆龄四月七日 
　　 
　　宋庆龄有事,一般总是打电话给我,或者托司机带信给我。那一次她去北京开会,走得匆忙,事先不告诉我是完全正常的。然而,她特地从北京写封信给我,使我深深地感受到她在待人接物中是多么的可亲、多么的真诚!我深深地感受到伟人的魅力!这封信的原件我也一直珍藏着。 
　　正好那时中国福利会迁至上海,缺少一个儿童图书馆馆长,组织上安排我去当。我觉得宋庆龄要我去她身边工作,组织上没有安排我去,中福会的儿童图书馆我也就不好去了。于是,华东局组织部部长胡立教重新分配我的工作,安排我到华东妇委办公室担任主任职务。 
　　再后来,宋庆龄调到北京工作了,还是想要我去,她还提出来叫我爱人也一起调北京。当时我爱人在华东军区作战处工作。作战处那时候很忙,部队没有放人,我也就没有去成。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