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为了维持在台湾的长期统治地位，曾尝试过多次政治方面的改革。但就改革的内容、规模、范围，以及改革的深度方面而言，应以蒋经国晚年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为著名，影响也最深远。这次改革被台湾政界和学术界认为是蒋经国晚年表示要“向历史交待”的核心内容。这次改革的时间起点应为198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
为什么要进行政治改革?
一般人会问，蒋经国晚年为什么突然想到要“向历史交待”?难道他真的不想维持蒋家天下的局面，还是因为现实的逼迫，使他意识到这种局面不可能维持下去而作出的自知之明的决定?正因为如此，所以有蒋经国是被迫改革或是主动改革的质疑与争论，双方则见仁见智。
蒋经国晚年是多事之秋，接连发生了江南事件和十信弊案，两案中均有政府高官涉及。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对外导致美国政府严辞批判国府；对内引发全台挤兑和跳票风潮，使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极度动摇。
江南事件又称“刘宜良命案”。1984年10月，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旧金山江南住宅附近，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旅美华人江南15日在住所附近被枪杀。此案轰动一时。
江南本名刘宜良，“江南”为其笔名，江苏省靖江县人。1949年随国民党从大陆去台，1950年进入“国防部政干班”学习，后被送到由蒋经国任校长的“政工干校”第二期受训，属于蒋经国栽培的政工干部。1954年毕业后投入台湾新闻界。由于成绩突出，1967年底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派驻美国。1984年夏，江南撰写并出版了《蒋经国传》，该书一出版，立即成为全球中文畅销书之一。由于该书披露了蒋氏父子一些鲜为人知的丑闻内幕，引起蒋氏家族的仇视，对此，国民党当局极为恼怒，视江南为国民党叛逆，必欲除之。经秘密策划，台湾黑社会“竹联邦”分子陈启礼等于1984年9月潜往美国，于10月15日将江南枪杀。此事一传开，立刻震怒了海内外全体华人社会，各界纷纷发表谈话或举行集会，同声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一些在美国的江南生前友好及主持正义的华人学者，还成立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要求有关当局彻查凶手。为防遭灭口，凶手陈启礼等人特别录制了执行江南案始末内幕的录音带，并交由“黄鸟”等竹联帮份子保存，不料返台后不久，台湾当局于11月12日就执行“一清专案”扫黑行动，而且在确定逮捕“一清首恶份子”陈启礼后，开始针对数千名黑道进行逮捕感训行动。陈启礼被捕时，立刻向警方说出前往美国刺杀刘宜良的经过；与此同时，11月30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亦宣布破案，直指凶手就是陈启礼等人。
命案告破之前，台湾当局企图嫁祸于人，甚至说是“共党制造”。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后，台湾当局才被迫改变“不承认”态度；但为逃避罪责，又改采“舍车保帅”手法，诿罪于台湾情治单位，判处了“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徒刑，并法办了具体执行这一罪恶行径的杀手陈启礼等人。
这一事件给国民党当局尤其是蒋经国很大打击。蒋经国曾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对这一案件所产生的“恶果”，“很感痛心”。这次事件使许多人看清了真相，也使国民党失去了民心。国民党的处境从此更加孤立和困难。台《联合报》曾发表社论说，国民党派人杀害一个作家，这“是悖离常理的事”，也是“不可思议”的事，谋杀“事实本身”，已“对(台湾当局)形象与利益构成严重伤害”。《自立晚报》则十分不满地说，既然如此，“还谈什么民主宪政?”
时隔不久，台岛内又发生了波及千万家的“十信”弊案。所谓“十信”是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的简称，原名“台北信用组合”。1910年由日本人发起创立，后由台北市政府接管。1951年改名为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该社除总社机构外，有17家分社，拥有10万社员，存款额高达170亿台币，它是台湾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十信”与台湾的蔡氏家族密切相关。1977年，蔡家代表人物蔡万春中风卧病不起，将家族企业转交其弟及儿子管理。此间蔡家企业运用大量资金收购兼并其他企业，引起外界抨击。然而。蔡万春之子蔡长洲出任
“十信”理事会主席期间，更是利用亲信加入“十信”之机贷巨款供其关系企业运用。据“财政部”调查，仅“十信”的不正常放款，1982年就达232亿。1985年初，台湾“中央银行”根据最高当局指示，对“十信”实行专案检查，发现“十信”违规放款严重，库存现金减少，准备采取行动，谁知风声走漏，从1月中旬起，“十信”便有计划地大量放款给蔡长洲个人经营的“国塑”企业，套走资金38亿元。2月9日，“财政部”勒令“十信”停业3天，谁知处分甫一宣布，即引起社会轰动。从11日开始，“十信”发生前所未有的挤兑风潮，当日上午10时，31.5亿现钞告罄；与此同时，爆发了严重的跳票现象，而这些支票几乎全属“十信”理事会主席蔡长洲的关系企业——国泰集团所有。“十信弊案”波及面越来越大，最后导致了数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请愿。由于弊案发生，假离婚案、夫妻财产分别登记案纷纷出现。也有债务人家属因不堪巨额负债的压力而跳楼自杀，事态不断扩大。
“十信弊案”引发了社会讨伐“十信”浪潮。“立委”陈月瑛在“立法院”质询时声称：蒋经国应对最近发生的问题负责，应该辞职，并抨击国民党一党独裁，腐化堕落。在舆论的压力下，台湾情治部门先后逮捕了“十信”主角蔡长洲及有关人员。同时，蒋经国批准“经济部长”徐立德辞去职务，8月份，又同意“财政部长”陆润康辞职。1985年底，台湾当局终审“十信弊案”，宣判弊案主角蔡长洲有期徒刑12年(后因在狱期间患癌症死去)，另50多人分别被判处7个月至4年徒刑不等。
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使国民党的体制弊端彻底暴露。岛内信心危机加剧，“疏离感日渐加深”。就连国民党籍“立法委员”也纷纷发表见解，要求蒋经国改变僵化、保守的政策。因此可以说，这两个案件是蒋经国下定决心进行“政治革新”的导火索，当然还有民众参政议政意识的增强、美国的施加压力，以及蒋经国的健康恶化等原因。
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
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主持国民大会行宪纪念日庆祝大会时公开言明，其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国民党“不能也不会”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
为了向外界宣示其不传子的决心，1986年2月18日，蒋经国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1986年3月29日青年节召开国民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抱病亲自主持会议，并以《迈向胜利的新历程》为题致词。由于身体虚弱，致词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马树礼代为宣读。蒋经国口头要求全体会议代表：“今天我们国家正值多难之秋”，这次全会，“为的就是要打破今天所面临的难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将来”。
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蒋经国即指定国民党中常委严家淦等12人组成“革新小组”，筹划推动三中全会中心议案。
12人革新小组很快拿出了一个报告，其中对政治革新的内容涉及6项：
解除戒严。这个问题在台湾一直呼声很高，可谓是民怨沸腾。蒋经国曾明确指示革新小组要把“戒严问题应列为第一优先”，“应朝解除戒严及准许新党成立的政策方向前进”。解除戒严就是要解除1949年5月19日由台湾省政府和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的“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废止因实施戒严而制定的30种有关法令、法规和条例，代之以“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
开放党禁。蒋经国同样指示革新小组，开放党禁与解除戒严同等重要，他要求国民党要与党外势力沟通，在解除戒严后，恢复民众的结社权，允许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性团体。同时实施修订的“人民团结组织法”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对政治团体的组织与活动进行“立法规范”。
充实“中央民意机构”。鉴于“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是1947年国民党迁台前的产物，经几十年的变化，早已失去了代表性，而且成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取笑对象。党外反对势力和社会民众均强烈要求改选“中央民意代表”。因此，蒋经国认为，此问题不解决，党内外对立情绪与矛盾很难消除，于是指示，原则上决定废止“国大代表递补制度”和建立“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休”制度，并大幅度“扩充台湾地区增额民代名额”。
地方自治法治化。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党外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一直强烈要求制定并颁布“省县自治通则”，并据以制定“省宪法”，使台湾取得自治地位，省主席和“院辖市长”由官派改为民选。
蒋经国政治改革中与大陆关系最密切的无疑是开放大陆探亲，这是蒋经国晚年“向历史交待”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突破。1987年8月10日，新闻局长邵玉铭宣布，将开放进口大陆出版品，并将有限度开放进口介绍大陆风光文物的录影带。9月16日，蒋经国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决议通过于短期内开放民众赴中国大陆探亲。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由副总统李登辉继任。蒋经国的改革事业并没有完全落实，颇有“壮志未酬”的遗憾。
千秋功过
主导这场改革的蒋经国已经作古多年了。岛内外仍然对其改革持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肯定，认为通过改革，国民党迈向了一个新时代；另一种是根本否定，认为这场改革是“换汤不换药”，没有给台湾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千秋功过难评说，这是自古以来的历史现象，谁也掌控不了。
只是有一点大家都看到了，如果没有这场改革，台湾民众可能至今还生活在“宵禁”的戒严状态，人身自由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次改革，民进党可能就是非法组织要遭镇压取缔；如果没有这次改革，就没有开放大陆政策的实行，那么多少炎黄子孙即使是血亲，恐怕至死也互相见不了面。今天，台湾民众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应该忘记进行改革的蒋经国先生。
当然，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一样，蒋经国晚年的政治改革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家，蒋经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自己浓重的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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