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报社论  

    民政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5亿，环比降幅超50%；6至8月全国慈善组织接收捐赠仅8.4亿，与今年3至5月相比，降幅更是达到了86.6%。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无间道Ⅱ》里“黑老大”倪坤的口头禅，和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从现在来看，我们的慈善捐赠降到了冰点，如果再穷追猛打，可能会伤害到整个慈善事业”的说辞，同样饱含无奈和辛酸，但前者是作奸犯科的毒枭，后者则是代表公信力的政府官员。一样的语境，凸显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社会问题——如果公众对政府部门主管的慈善组织都失去信任，还有什么能够信任呢？

　　郭美美也好，卢星宇也罢，她和他在微博上有意的炫富摆谱，无非是想借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的名头，捞取一些声名鹊起的资本，然而，这样公开的“织围脖”举动，却让慈善组织不公开收支明细和款项用途的暗箱操作昭然于世。所以，不能责怪网友和媒体的疾言厉色、穷追猛打，也不能奢望已经失去公信力的慈善组织再像原来那样“坐着数钱”，主管部门需要认真反思的是：非营利的公益事业如何回到扶贫济困的本源上来；如何通过政府、公众双重监管，净化慈善组织帮派式管理滋生的贪腐土壤；如何摘除慈善组织固有的行政光环，实施自上而下的机构体制改革。

　　在发达国家，投身公益事业是每个公民自觉自发的行为。美国的慈善组织虽然没有政府背景、对辖区所有公众开放，但参与其中的义工必须向政府证明：自己提供的教育、健康、救助、艺术文化和社区发展等公益服务是对社会有用的，且不为任何个人和企业创造财富。相形之下，河南宋庆龄基金会挪用社会捐款开办投资公司，向企业放贷10年却“稳坐”郑州市中州大道，折射的是当地政府主管部门代行公众监督权后的管理缺失。

　　没有收支明细，没有政府监管，没有公众监督，很像“三无产品”的慈善组织急需重建社会公信力，但是，不改革现有的管理体系和运营模式，期盼爱心捐款回升到“郭美美事件”之前的臆想，无异于画饼充饥。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要知道，信任之厦一旦崩塌，就会在人与人之间竖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而重建信任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结果也常常不可预知——我们应该感谢郭美美、卢星宇和代行政府监督权的媒体，是他们捅破了慈善组织已经生疮流脓的病体，让我们还有时间痛下决心治愈病入膏肓的肌体，虽然是用捐款锐减这样谁也不愿看到的方式去倒逼改革。

　　苏轼说：“举大体而不论小事，务实效而不为虚名。”在慈善组织的改革中，应该倡导这样的博大胸怀：既然不以赢利为目的，工商注册必须遵照社会团体的相关规定；既然主旨是扶贫济困，善款拨发必须即时足额；既然承载社会公益职能，收支明细必须置于政府、公众双重监管之下；既然不是政府分支机构，负责人选任必须去行政化——也许只有施行这样“刮骨疗毒”的改革，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有可能重拾公众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