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
居延新简沿额济纳河流域、从金塔到额济纳河下游居延海大约250千米的地段，在两汉时期分属肩水都尉和居延都尉。上世纪30年代在此发现的汉简通称为居延汉简。为了区别，我们把1949年以后在该地区发现的汉简统称为居延新简。居延新简的大宗是1972-1974年间在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塞第四隧和肩水金关三个地点发掘的。甲渠候官（破城子遗址）出简7944枚，第四隧出简262枚，肩水金关出简11000多枚，总共20000多枚。这是居延汉简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数量相当于30年代出土的两倍，而且内容丰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就有70多个。最早的纪年简为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前后跨越200多年，是研究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居延简的又一次重要发掘是1999、2000、2002 三年间由内蒙古考古所陆续完成的。发掘地点分别是第七隧、第九隧、第十四隧、第十六隧、第十七隧、第十八隧和察干川吉烽隧7处，掘获汉简500余枚，其中王莽时期的册书颇为重要，现以“额济纳汉简”命名之。
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敦煌简主要包括马圈湾汉简和其他地点零星出土的散简。马圈湾汉简出土于1979年10月，其地点在敦煌市西北95千米的汉塞烽隧遗址。所出1217枚汉简中，最早纪年为元康元年（前65年），最晚为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这批简中关于出入玉门关的资料为探索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提供了新证据；王莽用兵西域的记录对研究新莽政权与西域关系具有重要价值。敦煌汉简除马圈湾汉简以外，还包括其他若干处零星采集和出土的300多枚。出土地点分别是后坑墩、小方盘城及其南面烽隧、盐池墩、大坡墩、臭墩子墩、小月牙泉东墩、酥油土、清水沟等等。还有玉门花海出土的91枚简，因收入《敦煌汉简》一书，习惯上也包括在敦煌汉简中。
悬泉汉简
悬泉汉简悬泉简是1990-1992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的。该遗址共出木简35000多枚，有字简23000多枚，已经整理编号者18000余枚。出土地点在敦煌市以东64千米的一处汉晋邮驿遗址。由于数量多，且集中于一个地点，简牍内容又多为邮驿资料和中西交通方面的记载，与纯乎烽隧障塞出土者有所不同，所以习惯上称之为“悬泉汉简”.悬泉汉简就其数量、内容和发掘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而言，都可推许为近百年西北简牍出土之最。简上最早纪年是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主要反映这218年及其前后的有关史实。整体内容以中亚西域、邮驿交通、民族关系、丝绸之路、河西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经济发展为其特色。
甘谷汉简
甘谷汉简1971年12月发现于甘肃甘谷县渭阳乡刘家屲的一座汉墓中，只有23枚。这里是陇中黄土高原，不同于河西走廊的沙漠戈壁，所以将其名之为甘谷汉简。简文内容是东汉桓帝延熹二年一份优礼宗室的诏书，对研究东汉中后期贵族与豪强之间的矛盾有重要价值。
永昌水泉子汉简
2008年8月在河西走廊的永昌水泉子汉墓中出土木简600多枚，内容主要是《仓颉篇》。其中的章法和句读与过去发现的同类识字教材多有不同，为研究《仓颉篇》的内容、流传和版本提供了新资料。
青海上孙家寨汉简
1977年出土于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共出汉简240多枚。内容主要是兵书、军法、军令类的摘抄和汇编，时代在西汉武、昭、宣时期，是继山东银雀山汉简之后的又一次军事文献的重要发现。
西安、及中国西北其他地方汉简
1980年4月出土于西安未央宫前殿遗址。共出残简115枚，内容主要是医方和病历，还杂有祥瑞的记载。同墓出土王莽时期的货币，汉简的时代当在西汉末年或新莽时期。
1949年以后的60年中，西北简牍除上述8处集中发现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发现。比如新疆文博部门和日本学者联合考察楼兰、尼雅时就有少量汉简发现；近年来河西各市、县在文物普查时，也采获过少量汉简。
西北汉简是一个历史文化宝藏
西北汉简，是一个历史文化宝藏，而且它是原始记录，是当时留下的文件档案，对我们研究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丝绸之路、民族关系、邮驿交通、科学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1.为研究两汉西北地区的区域政治和军事管理体系提供了生动翔实的原始记录。
汉武帝开拓河西，研究河西的政治历史，光靠两《汉书》的材料是远远不够的，汉简材料无疑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宝藏。比如郡县门下和诸曹掾、史的设置和职权，两《汉书。职官志》并没有明确具体的交待，但汉简中却提供了用以归纳、概括的丰富记录；除郡县设置外，河西还有张掖属国和居延属国，体现了匈奴降汉后汉朝在边地对少数民族实行的不同于内地的政治制度，而汉简中对属国的丰富记载则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对研究汉朝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有乡、亭、里、聚，每县有多少，职能如何？过去是不甚清楚的，而汉简则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基层组织的设置、分布、运行和作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基层社会；郡县及其以下基层吏员的来源、祖籍、出身、门第、任职资格、任免程序、爵秩俸禄、考课升降、抚恤养老等等，在汉简材料中均有最原始最生动的记录；还有皇帝的诏书、朝廷的公文、郡县官府的文件如何一级一级下达到基层？公文如何签发如何传递如何运行，政府的政令如何贯彻，如何监察？汉简中都有极为丰富的实例。
与行政组织相对独立的还有一个军事系统，那就是都尉、候官、候长、隧长。都尉秩级略低于太守，受太守节制。但开府治事，另有自己的运行机制，而且边郡不同于内地。内地大多一郡只设一个郡都尉，但边郡尤其是北部边郡，肩负着防守匈奴的任务，所以敦煌就设有玉门都尉、阳关都尉、中部都尉和宜禾都尉；酒泉则有西部都尉、北部都尉和东部都尉；张掖有居延都尉、肩水都尉和农都尉等等。居延、敦煌汉塞烽隧出土的汉简主要是驻兵屯戍方面的内容，是我们研究汉代军事制度的原始材料。
2.为研究河西地区的军事防御和汉匈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汉武帝开通河西后，第一个措施是把内郡人口陆续迁往西北及河西；第二个措施是修筑障塞烽隧，派兵屯驻。而河西的障塞分四次从令居（今永登）往西延伸，从永登到酒泉、从张掖到居延、从酒泉到玉门、从玉门到罗布泊。而汉简所给我们的知识要比上述传统记载多得多。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从敦煌西部到张掖、再从张掖到居延东西500千米的边防线上城障烽隧的分布和戍卒的驻守。比如居延，这是游牧民族从塞外进入河西的重要孔道，是汉王朝当年屯兵驻守的重点。北边有居延都尉，南边有肩水都尉。而居延都尉之下从北往南分布有殄北候官、居延候官、遮虏候官、甲渠候官、卅井候官等五个候官；肩水都尉之下分布有广地候官、橐他候官、肩水候官、仓石候官、庾候官等。每个候官下面有若干个候部，候部下面有七八个或者十多个烽隧。候部由候长统领，烽隧由隧长负责，每隧有3-4戍卒。候官相当于今天的副县级干部。通过汉简的记载，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甚至能够确切地知道当时每个烽隧的名称、隶属关系、戍卒人名、守御器装备等等。还有，戍卒的来源、服役时间、日常巡守、粮食供应、武器装备，伤残抚恤等，也都是汉简的重要内容。如烽火报警系统，烽、烟、表、苣火、积薪等五种信号工具根据敌人来犯的数量、远近、方位如何组合、使用和传递，当时都有最原始的记载留存下来。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