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世纪以前上古时期 大约是汉朝晚期的马塑像。早在远古时期，虽然人类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东西之间并非像许多人想象中那样地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早期的丝绸之路上并不是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资，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国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令大规模的贸易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据传在公元前41世纪左右即开始饲养马。双峰骆驼则在不久后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一支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可以在沿线各强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或激发敌意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最初的发展在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坟茔的考古中人们发现了产自新疆的软玉。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纪，中国就已经开始和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进行商贸往来。依照晋人郭璞在《穆天子传》中的记载，前963年周穆王曾携带丝绸、金银的贵重品西行至里海沿岸，并将和田玉带回中国。虽然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还没有定论，但是目前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中，确实出土了部分在这一时期的丝绸制品。

 
 

    在中国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存在了相当规模的对外经济交流。《史记·赵世家》中记录了苏厉与赵惠文王的一段对话：“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非王有已”苏厉用赵国通过对外贸易得到的财富威胁赵惠文王一段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人们相信，“昆山之玉”即为昆仑山下出产的软玉，而胡犬则是产自中亚、西亚的一个狗的品种。随着公元前5世纪左右河西走廊的开辟，带动了中国对西方的商贸交流，西域地区诸如鄯善、龟玆等国家纷纷在这一时期逐渐出现。而当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赛里斯”（Seres，源自希腊语言“丝”，从汉语“丝”的音转化的“Ser”。）——对中国的称呼。这种小规模的贸易交流说明在汉朝以前东西方之间已有经过各种方式而持续长时间的贸易交流。

 
 

    青金石是在早期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商品之一，如今也是一种重要的宝石。不仅仅是丝绸，同时丝绸之路上另一件著名的商品，产自今阿富汗巴达克山的青金石早在公元前31世纪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印度、埃及——这意味著中亚地区的商旅贸易开始的时间要比这一地区部分国家的诞生还要早些。约1000年后，青金石的贸易开始传入印度的哈拉帕（Harappa）。后来成为佛教七宝之一。作为世界上最早出现国家的文明之一，目前很多考古发现证明埃及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从事北非、地中海及西亚的贸易。人们相信，在前14世纪时期，埃及人已经造出了船。在埃及，人们发现了距今5000余年，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说明埃及人已经开始沿著这条时候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道路上，展开了一定规模的贸易。一些人认为是前1070年左右丝绸残骸的碎片已经被发现，这意味著至少在前1070年埃及可能已经与中国有了间接的贸易往来。不过此后不久丝绸在埃及的地位一落千丈，并绝迹于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史册。同时，这些前11世纪的丝绸究竟是中国养蚕技术所出现的丝绸，还是一个来自地中海沿岸或者中东的“荒野丝”，就是一个极有争议的话题了。在一统巴比伦和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帝王大流士一世（前521年至前485年）统治下，四处扩张的波斯建立了在中、西亚的地区强权。史料记载这位帝王喜爱爱琴海生产的鲜鱼和故乡帕提亚的水。为此大流士建立了一条连接安息帝国首都苏萨（位于底格里斯河下游流域）到小亚细亚以佛所和国土各地的“波斯御道”，这条仅由王室使用的皇道在沿线各段设立驿站，借助每个驿站的好马和驭手皇室所需要的一切通过这条道第一时间送至首都，再将帝王的指令传播到波斯全国。依照皇道的效率，一位向大流士进献快信的人只需9天即可送至首都，而同样的距离对于普通人而言需要3个月。一方面安息利用这样一条遍及各地的古代国道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各地的统治，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商贸活动。在亚历山大建立他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古籍记载的“犁轩”，伯希和：《犁靬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七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后，他的继承者托勒密一世在前323年最终控制了埃及。希腊人开始积极促进小亚细亚、印度和东非之间通过希腊管辖的港口进行的贸易活动，在陆地上希腊人也一样在贸易领域非常活跃。

 
 

    这一时期欧亚之间的繁荣的经贸并不仅是希腊人的成就，地处阿拉伯半岛及中亚的阿拉伯人——尤其是那巴提斯人（前106年为罗马帝国所灭）为中亚的贸易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幅兽皮壁画上的战士可能是希腊人，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受到希腊文化影响后出现的西域士兵。推定作画年代为前3世纪—前2世纪。希腊人的第一步就是利用帝国在中亚乃至更东方的扩张来打通并控制东西方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帝国东部边境也许已经到达了大宛国（今吉尔吉斯斯坦费尔干纳）——如今中国新疆省的西部。如今人们在这一带的考古发现了亚历山大大帝在前329年建立的城市——苦盏（希腊人命其为“极东亚历山大城”，即亚历山大东征的最远处）。接下来的300年间，希腊人保持了这个庞大帝国在亚洲的统治。塞琉古帝国（Seleucid，参见已不存在国家列表）的将领欧提德姆斯据大夏和粟特独立，他和他的儿子德米特里（死于公元前167年）向四周塞种人地区、安息和大宛扩张领土。继续沿着亚历山大过去的道路向西拓展。在大夏国王欧提德姆斯（前 230-200 年）执政时期国土达到极致：大夏控制的土地不仅超越了复次忽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侦察队在前200年左右已经到达过喀什，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有据可考的一次连接中国与西方的活动。古希腊历史学家[[en:Strabo|斯特雷波]曾这样评价这次行动“他们甚至将自己国家的国土拓展至塞里斯（中国）和弗林尼（Phryni）。”（参见古代欧亚的交界地--诸文明的汇聚区和传播区，《世纪中国》）。小结但这种交流不完全等同于公元前1世纪繁荣的的丝绸之路，也并没有持续下来。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强盛，他们同定居民族之间发生了不断的争斗，之间也在不断的分裂、碰撞、融合，这使原始的文化贸易交流仅存于局部地区或某些地区之间。不过，随着各定居民族的强国的不断反击和扩张，这些国家之间往往发生了直接接触，如西亚地区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安息王朝与罗马在中亚和地中海沿岸的扩张，大夏国对阿富汗北部、印度河流域的统治，以及促使张骞动身西域的大月氏西迁。这些都说明上述地区之间进行大规模交通的要素已经具备，出入中国的河西走廊与联通大陆上各国的道路业已被游牧民族所熟知。而且同时连同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西域地区小国林立，中亚地区也是战火纷飞。西域西北侧与中国北方又有强大的匈奴在侧，控制西域诸国，与周边民族和中国中原王朝争斗不止。经济文化的交流仅仅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地区内才能做到的。所以当时的东西方之间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对文化上的交流更是相互隔绝。就连上古曾经存在过的贸易往来，这是也往往变成了传说和神话，残留在东西方人民的心中。

 
 

    公元前1世纪到7世纪张骞的西行 张骞出西域图（敦煌壁画）前2世纪，中国的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后国力日渐强盛。第四代皇帝汉武帝刘彻为打击匈奴，计划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联合，于是派遣张骞前往此前被冒顿单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带一百多随从从长安出发，日夜兼程西行。张骞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虏，遭到长达十余年的软禁。他们逃脱后历尽艰辛又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国、大月氏、大夏。在大夏市场上，张蓦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国的海西布，尤其是汉朝四川的邓竹杖和蜀布。他由此推知从蜀地有路可通身毒、大夏。前126年张骞几经周折返回长安，出发时的一百多人仅剩张骞和一名堂邑父了。史书上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这是历史上中国政府派往西域的第一个使团。前119年，张骞时任中郎将，又第二次出使西域，经四年时间他和他的副使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自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向汉武帝报告关于西域的详细形势后，汉朝对控制西域的目的由最早的制御匈奴，变成了“广地万里，重九译，威德遍于四海”的强烈愿望。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收取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出于对匈奴不断骚扰与丝路上强盗横行的状况考虑，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大规模的贸易 古罗马Menade身着丝绸外衣，该壁画现存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当罗马人在公元前30年征服埃及后，加之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后远东中国倾国力向西拓展的机遇，通过丝路的交流与贸易在印度、东南亚、斯里兰卡、中国、中东、非洲和欧洲之间迅速发展。无数新奇的商品、技术与思想来是源源不断的欧亚非三洲的各个国家。大陆之间的贸易沟通变得规则、有序。罗马人很快就加入到这条商道中，从1世纪起罗马人开始狂热的迷恋着从帕提亚人手中转手取得的中国丝绸——即便当时的罗马人相信丝绸是从树上摘下来的。“赛利斯人们（中国人）以从他们的树林中获取这种毛织品而闻名于世。他们将从树上摘下的丝绸浸泡在水中，再将白色的树叶一一梳落。（丝绸的）生产需要如此多的劳役，而它们又来自于地球的彼方，这令罗马的少女们可以身着半透明的丝衣在大陆街上炫耀。”（老普林尼，《博物学》）那时，丝绸成为罗马人狂热追求的对象。古罗马的市场上丝绸的价格曾上扬至每磅约12两黄金的天价。造成罗马帝国黄金大量外流。这迫使元老院断然制定法令禁止人们穿著丝衣，而理由除了黄金外流以外则是丝织品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我所看到的丝绸衣服，如果它的材质不能遮掩人的躯体，也不能令人显得庄重，这也能叫做衣服？……少女们没有注意到她们放浪的举止，以至于成年人们可以透过她身上轻薄的丝衣看到她的身躯，丈夫、亲朋好友们对女性身体的了解深知不多于那些外国人所知道的”（Seneca the Younger，《雄辩集》，第一卷） 史料记载克利奥帕特拉，这位艳后也是一位丝绸爱好者。不仅仅是罗马人对来自东方的神奇玩意儿感兴趣。埃及历史上著名的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也曾经被记载穿着丝绸外衣接见使节，并酷爱丝绸制品。

 
 

    97年，东汉将军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汉朝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后，派甘英携带大量丝织品到达条支（可能是今日土耳其的安条克），而当时安条克以南正是埃及和安息争夺的国土。因而中国与埃及最早的官方沟通应当就是在这一时期。而记载中的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官方沟通似乎不止于此。《后汉书》记载了公元166年罗马使节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了大使馆的纪录。然而，当中国进入东汉时代以后，由于内患的不断增加，自汉哀帝以后的政府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令西域内部纷争不断，后期车师与匈奴年年不断的战争更令出入塔克拉玛干的商路难以通行，当时的中国政府为防止西域的动乱波及本国，经常关闭玉门关，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丝路东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

 
 

    7世纪到12世纪二度繁荣 骆驼上的西方人，收藏于上海博物馆。随着中国进入繁荣的唐代，西北丝绸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国统治者的关注。为了重新打通这条商路，中国政府借击破突厥的时机，一举控制西域各国，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中国政府控制西域的机构，新修了唐玉门关，再度开放沿途各关隘。并打通了天山北路的丝路分线，将西线打通至中亚。这样一来丝绸之路的东段再度开放，新的商路支线被不断开辟，人们在青海一带发现的波斯银币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多的，这证明青海也随着丝路的发展成为与河西走廊同等重要的地区，加上这一时期东罗马帝国、波斯（7世纪中叶后阿拉伯帝国取代了波斯的中亚霸权）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令这条商路再度迎来了繁荣时期。与汉朝时期的丝路不同，唐控制了丝路上的西域和中亚的一些地区，并建立了稳定而有效的统治秩序。西域小国林立的历史基本解除，这样一来丝绸之路显得更为畅通。不仅是阿拉伯的商人，印度也开始成为丝路东段上重要的一分子。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人们也不再仅仅是商人和士兵，为寻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们也逐渐出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量先进的技术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其他国家，并接纳相当数量的遣唐使及留学生，让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同时佛教、景教各自迎来了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机会，一时间唐朝人在文化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唐僧礼佛图。丝路商贸活动的直接结果是大大激发了唐人的消费欲望，因为商贸往来首先带给人们的是物质(包括钱财等)上的富足，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其次是不同的商品来源地域带给人们的精神差异的影响。

 
 

    丝路商贸活动可谓奇货可点、令人眼花缭乱，从外奴、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而外来工艺、宗教、风俗等的随商进入更是不胜枚举。这一切都成了唐人尤其是唐时高门大户的消费对象与消费时尚。相对而言，唐人的财力物力要比其它一些朝代强得多，因此他们本身就有足够的能力去追求超级消费，而丝路商贸活动的发达无非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而已。理所当然的就有许许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异，有钱人不仅购置奇珍异宝而且还尽可能在家里蓄养宠物、奴伎。帝王皇族带头，豪绅阔户效之，庶民百姓也以把玩异域奇物为能。美国学者谢弗指出:“七世纪（中国）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

 
 

    受到这条复兴了的贸易路线巨大影响的国家还有日本。8世纪日本遣唐使节带来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这些宝贵古代文物现代也在奈良正仓院保存下来。 所以，奈良正仓院被称为丝绸之路的终点。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1988年奈良县政府在奈良市举行大规模的丝绸之路博览会。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HK曾从中国到欧洲以实地拍摄方式制作丝绸之路节目。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开始衰落，西藏吐蕃越过昆仑山北进，侵占了西域的大部；中国北方地区战火连年，丝绸、瓷器的产量不断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愿远行。唐以后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因而相对稳定的南方对外贸易明显增加，带动了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成都和泉州也因此逐渐成为南方经济大城。当中国人开始将他们的指南针和其他先进的科技运用于航海上时，海上丝绸之路迎来了它发展的绝佳机会。北宋南方高度发达的经济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经济最为发达的北宋没有控制以往丝路的河西走廊，这成为日后丝路上青海道繁荣的机遇。

 
 

    到了南宋时期，南宋政府早已无法控制整个西北。因而西北丝路的衰落日益明显，而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路的开辟，逐渐有取代西北丝路的现象。12世纪以后 1280年忽必烈在宫殿接见马可·波罗。自唐末以来西北丝绸之路已经错失了它发展的大部分机遇——中亚和新疆地区荒漠地区的草原、绿洲被连年的战火所摧毁：这对以一个绿洲国家的农业生产而言毫无疑问是致命的，而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正是古代国家立国的根本。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国各地战火纷飞，为丝路直接服务的北方地区经济大受打击，史料记载黄河流域的丝绸生产几乎陷于停顿。当成吉思汗及他的子孙们孜孜不倦的开辟着广阔的疆土时，丝绸之路——不仅是这条西北丝绸之路，包括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蒙古帝国内部的交通路线。虽然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建立严格的、十分完善的中央集权体系（这也许与其游牧民族的特性有关），各地并没有统一的行政体系。但蒙古帝国也摧毁了以往在丝绸之路上大量关卡和腐朽的统治，令丝绸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个朝代都要方便一些。蒙古帝国和它在中国的权利继承者，对这些从西方前来的旅行者抱以非常欢迎的态度，元朝统治者甚至任命一些外国人——主要是基督教徒，担任地方的行政长官。不过沿着丝路前进的人们，大多是以宗教信仰及其他文化交流为使命的人们，而不再是以商人为主导的丝绸之路了。诸如马可·波罗和长春真人的游记就体现了这一点。这从侧面反映西北丝路的衰落。此外，包括中国在内亚欧大陆进入了逐渐寒冷的阶段。当丝路的历史步入14世纪——中国称其为“明清小冰期”的开端后，西域地区脊背上已不再适合当时的人类居住。西北丝绸之路的东端几乎已经荒废。而西域各古国大多已不复存在，成为流沙之中见证丝路辉煌的遗迹。

 
 

    丝绸之路有利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作用.。这条丝绸之路,至尽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在我国当今的对外经济交流中,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我们应该很好地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