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峡水库之水面在甘肃首屈一指。
河西梯田
２００２年６月，秦安大地湾的后人们在修水平梯田，黄土高坡被整理成了“豆腐块”。
在世界各地遭受干旱威胁，不少地区水源不足以及饮水污染日趋严重的今天，这次科学考察的意义就显得更重要了。
１９８７年底，日本曾用船运来１０００吨南极水试制出“南极冰山水”。精明的日本人似乎已经隐约感到世界总有一天会发生“水荒”，而抢在其他民族之前利用南极水做“水”的生意了。
也许真会有那么一天，全世界的人将为喝水问题而诚惶诚恐，这不是杞人忧天，大自然已经向人类发出了警示。农民浇地开始收取水费，都市里有水龙头的地方几乎都装有水表，世界上一些有名的大城市都在认真解决节水问题，住宅区半夜才来自来水，农民为争水而诉讼不休……
水 祭
甘肃大概是地球上最严重的“缺水户”之一。大自然对这片神奇而辽阔的沃土是慷慨的。许多年以前，这里云来雨来，水草茂盛，群山被自然植被所覆盖，河谷和山地分布着茂密的森林，先民们在此生息繁衍，其乐融融。
后来，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旷日持久的战争洗劫和无节制的索取，使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终于不堪重负了。它古老而美丽的梦境就这么结束了：山丘沟壑，蚀刻下漫长蹉跎的年轮；河道川陌，印鉴着艰辛坎坷的迹痕……
然而，悲剧远不止于此。人类其实在自己幼年时代已经为世界埋下了苦难的种子。如果说这一时期人类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激怒了自然而遭到报复的话，那么，当人失去了抗争的勇气和自信心而成为自然的奴仆，就意味着他们便搭乘“悲剧号”航船，驶向了无边的苦海。
甘肃大地上一件件精美无比的彩陶，闪耀着先民们的智慧之光，它们的制造与加工工艺，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和谐统一。还有那些原始的石制工具、生活用具，无不散发着原始社会人类生命的活力，并迸发出巨大的张力。可惜的是，随着人类的进化，这种活力和张力不但没有发展反而衰退了。
甘肃境内大地湾遗址的发现曾使我们激动过一阵子，因为它代表了至少在7800年以前，我们的先民们就在此生息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远古文明。然而，这种激动最终却又化为我们对历史的沉思：一方面我们为拥有大地湾而自豪；另一方面我们又在为日趋恶化的自然环境而担忧。
整个甘肃史——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就是一部与水抗争的历史。甘肃是中国灌溉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西周时期，公刘率领的部落曾在泾川境内，利用泾水灌溉农田，“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诗经·大雅·公刘》）。西汉初年，汉武帝曾在河西大兴水利，《汉书·匈奴传》记载了这一事实：“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工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然而，时至1949年，甘肃农业灌溉还停留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水平上。两千年凝固的历史留给我们沉思的东西太多了：是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没有发展吗？是这一时期人们缺乏创造和想像力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时代以前的青铜器，用我们今人的眼光看来也精美无比。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祖先最迟也在两千年前已经熟悉地掌握了冶炼技术。那些铁犁、犁辕、犁梢、犁槽等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在陇原大地使用了。而与我国有着同样悠久文明的印度和埃及当时还不知道犁铧为何物。自信聪明的欧洲人直到中世纪才开始研造荷兰犁。据传，这种荷兰犁是某一位荷兰人来中国或者东亚旅行时带回实物才仿造成功的。
大地湾的甘肃先民为祖国的辉煌历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那光滑如镜的窑地地面令建材专家百思而不解：古人究竟是用什么制造出与今天的高标号水泥媲美的地面？难怪西方人感叹道：18世纪的欧洲农业革命应当归功于东方的农耕文明。历史常常捉弄人。当西方千百万农民借鉴中国的农耕技术加快犁地速度，进而引起一场农业革命并最终导致了一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的时候，前进在陇原大地上的农耕巨轮却炸碎了农民的梦想，破坏了自然环境，从而使原始社会以来保持的天然植被失去了原有的绿色而变成荒漠了。
战国秦昭王时，陇山实际上是当时的农牧分界线。自秦昭王设陇西、北地郡以后，这一分界线逐渐北向黄河、南向洮河推进。于是，这一地区的沟谷植被被拓垦为耕地，天然植被遭到破坏。泾水流域本来沟谷为森林，塬面为草原，是自然的大牧场。然秦灭六国修长城之后，长城北是匈奴的放牧区，而从中原迁徙的移民则把长城南大批的牧场开垦种田。大量的垦拓和乱伐林木使这一地区植被和蓄水保土能力减弱。陇西黄土高原也曾遍布林木，山坡地带草茂树密。景泰县“其间崇岗隐天，森林蔽日”、永登县“东西山木系一方屏障”、西固区“梅木成林”、兰州“地皆粮稻，桃李梅柳芩蔚”。在河西走廊，两千年的垦殖、放牧和采樵使绿洲日益缩小，沙漠日趋扩大。于是，丰饶的疏勒河、黄河下游出现了茫茫戈壁，一代雄关玉门关被风沙吞没；锁阳城的繁华成为昙花一现；还有那些不知名的关塞要隘一个个消失在沙海戈壁里。
我们多么不愿意承认：养育了几十代人、哺育我们祖先的农耕文化竟然沦为破坏自然植被、造成今天甘肃干旱的凶魁；我们多么不愿承认：在农耕者同游牧者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抗争中，大自然更愿意选择后者做它的主人。然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今天，甘肃境内恶劣的干旱面貌是大自然对农耕文化的无情惩罚。在陇东的历史上，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当农耕者介入时，草原迅速缩小；当游牧民族迁居时，森林、草原就得到恢复。
当我们如此叙述事实的时候，每一个生活在陇原的人都会产生某种失落感，甚至会变得敏感烦躁起来。是的，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陇原大地上留下了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抗洪救灾的光辉记录。这里，曾是华夏民族的文化发祥地之一；这里曾撒下了人类的第一颗种子，迈出了原始人走向文明的关键一步；这里曾是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发源之地……但是，就在我们历数这些辉煌的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东方农耕文化充分展示其魅力的时候，它的弱点亦被暴露了——过分地依赖土地造成人们心理上的知足常乐、不思变革、墨守陈规和听天由命等等惰性；过度地垦殖拓荒造成新的水土流失，乱伐乱砍引起山洪暴发，正在影响着陇原人民的心理素质和生态环境。
苦 斗
1990年9月1日，一群血气方刚的甘肃小伙子，身着西装，手提皮箱，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无法言语的欢欣和满足。
北京人以少见的热情，迎接了这些来自陇原一个小山村的农民们。
北京的地坛曾是皇帝叩首祭地，祈求老天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祭坛。那一刻，这些陇原汉子们在这里用他们的三尺长鼓诉说着马年丰收的喜悦。他们的祖先曾经千年缩居在黄土坡上，但纯真的心理和旺盛的精力一同缩萎，而他们却扬眉吐气、英姿勃发，恨不得把鼓敲破。这是挣脱贫困后忘情的冲动；这是扼住命运之喉的豪放渲泄。这一年，中国新华社向世界权威性地宣布：甘肃省战胜旱、暴、涝、坏等灾害，粮食产量连续八年获得丰收。八年啊，多少次风霜雨雪？多少次旱魔涝灾？连续八年的丰收，在甘肃历史上简直就是罕见的奇迹：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增长，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工业生产稳定起飞……这一切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在总结这一历史性的胜利的时候，“高人”们说是“政策好，天帮忙，人大干”；我们却说，这是蕴藏在陇原人心底的能量的大释放，也是40年水利建设结出的丰硕成果。
在全中国，干旱区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4。地理学告诉人们：据最新计算，全国整个干旱的水资源约为1100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占80%，地下水占14%，而对新疆及甘肃河西走廊的初步估算表明，干旱区山区地下水约有85—90%来自地表水的各种渗漏所补给。
干旱的土地是可怕的，田野一片焦土，热风把枯死的草叶卷上天，又重重地摔下来，好像在开一种残酷的玩笑。成千上万的蚂蚁在腐烂的尸体上爬来爬去，拼命吸干死尸的水分。田野看不见生物，甚至看不见一棵活着的树，一切都仿佛死去了。
在这种环境里，你会感到人的渺小，感到大自然在怎样无情地嘲弄绿色和生命。“陇中苦，甲天下。”陇中苦在没有水。在甘肃干旱地区，老天爷成了人们命运的主宰，种地灌溉需要它，人畜饮水同样需要它。多少年来，人们虔诚地给老天爷焚香叩头，祈求它普降甘露，普度众生。在大旱之年，人们为了祈雨，不惜倾家荡产给老天爷唱戏、祭酒、杀猪、宰羊。这些场面如果发生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图腾文化时期还有情可原，但在卫星穿越太空的今天却仍然存在着，却让人不能原谅。这使我们更深刻地思考：三千年的封建专制，给中华民族的心灵上蒙上多么坚硬的沉淀层，留下了多少无知愚昧的旷野荒漠。甘肃人抢先决心要走出一条战胜旱魔富裕昌盛的路子，这正是他们伴随着饥饿与贫困的不懈的追求和探索。
于是，一批科技人员背着行李卷和学校里的教材从燕赵大地、长白山下和越秀峰下来到了陇原。他们带来了能够治服旱魔的法宝，带来了能穿透贫苦硬甲的利剑。
50年代是如火如荼的年代，刚刚获得新生的农民怀着对党的无限信任，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大地，投向养育自己的故土，而不再崇拜虚无缥缈的老天爷。
这组枯燥的数字表明了一个闪光的轨迹：1951年甘肃以锅驼机、柴油机为动力，在黄河沿岸提水浇灌，扬程仅10米；1954年开始加大提浇工程，至1960年修建了一批小型电灌工程，扬程在200米以下；1966年以来陆续修建了一批大中型电灌工程，扬程发展到了300米以上；1983年以来，中央领导、省领导拨出专款，重点支持中部干旱地区发展水利。
甘肃省地处祖国大陆的中心，位于整个青藏高原的外围和秦岭北端，形成了干旱缺雨，季节与年际变化大的气候特征，年平均降水量300毫米，而蒸发量却高出这个数字好几倍。干旱是甘肃省农业的主要威胁。几十年来，经过全省人民的艰苦努力，现在水地面积已达1300多万亩。近几年，有效灌溉面积每年以20万亩的速度增加。
自秦王朝设立陇西郡以来，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历任的决策者们都曾为解决甘肃的干旱面貌而想过数不清的办法。在旧中国的统治者中，曾有几个想“青史留名”的人，也曾做过改变甘肃面貌的梦，可是，梦永远没有变成现实。
张心一，是1945年的甘肃建设厅厅长。人们只知道他将白兰瓜种子从美国带到兰州，使这一美丽的瓜种在黄土里扎下了根，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甘肃水利做出的贡献。
1945年，张心一满志踌躇地在红古修建了红湟渠。渠修成之后，天真的他想在此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均田地”的“三民主义”。然而，他看到的却是地主霸占水渠。红湟渠不但未给贫苦的农民带来甘露，反而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面对此情此景，他万念俱灰，只好一走了之。时隔29年之后，当我们在北京找到他并谈及此事时，他苦笑着说：“当时想得太天真了，我梦想用水利给农民带来好处，结果却被碰得头破血流。”之后，他拿出了当年红湟的设计图纸，这图记录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血，也记载着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像一艘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航船，她的每一个铆钉都在不时地微微发颤。作为九州一隅的定西自然处在风雨飘摆之中，一些当年的资料比语言更能表明定西人民的贫困生活，这种情景不能不使共和国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沧然泪下。
1982年，曾经有几个外国人身临定西，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不禁愕然了，感叹道：能有人生存在这里，真是个奇迹！是的，在富裕的外国人眼里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他们当然无法理解华夏的后裔们为什么能在如此干旱的环境里生活了几十代？他们也当然不可能从对故乡的留恋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来理解中国人的心理境界。对定西人来说，命运也曾赋予了他们机会。在50年代末，开山炸石平田整地，修渠引水的炮声曾惊散过崖头的飞鸟，也曾给人民带来美丽的希翼。然而，那是一个不尊重科学的年代，人们只凭着一股热情，如同当年炼钢和放卫星一样。一次从新型的生产关系中焕发的热情与科学技术交融，有可能是从根本上改变定西面貌的良机，但那时的定西人在唯意志论的狂热中与之失之交臂。对此，我们无意于责怪前人、发难历史，从国家和人民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中，我们难道就不能悟出点教训吗？
青山作证
甘肃地处祖国大陆的中心，它离海洋太遥远了。然而，甘肃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先向西方开放的地区之一。
莫高窟早期的雕塑佛像，阔额隆准、深眼方鼻，显然是一位外来神，它昭示出至少在1500年前，甘肃已经和西域有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佛学家认为：佛教原本禁止造神。然而自大乘教在北印度创世之后，希腊后裔在今巴基斯坦一个叫白沙瓦地方开始造神，这被世人称为“陀罗雕刻”。它是希腊艺术和天竺风格的完美结合。我们从敦煌壁画中仍能看出古希腊雕刻的影子。不过，它已被中原人的传统观念民族化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具有何等强烈的融合力：不管你是哪路神仙，只要步入华夏域内就得随乡入俗。
白塔山，这座屹立在兰州白塔山顶的白塔再也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珠联璧合：塔座是印度式的，塔身却是中国式的。
永昌、张掖曾留下过罗马士卒的足迹，著名的马可·波罗曾被那里迷人风情陶醉。丝绸之路横贯甘肃全境。在海运未开辟之前，甘肃是我国和中亚南北诸国友好往来的主要通道。甘肃在我国和西方的交往中，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只是到了现代，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被海上“丝绸之路”所取代，甘肃也变得闭塞起来。
在昏睡五百年之后，面对改革开放的大潮，我们才发现甘肃落伍了，再也没有汉唐时代的那种活跃的张力和创造力了。
甘肃需要开放政策注入活力，就像大唐帝国时接纳中亚万国博览会那样。
早在若干年以前，一个犹太人就说过：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然而，我们对这句话知道得太晚了，只是近十年才真正地理解了它的真谛。
现代文明的车轮，无疑是由进步的科学技术推动。这在水利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试图在传统的温床上孕育现代水利的禾苗，那将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想而已。
一部甘肃农业史说到底就是一部旱灾和洪灾交织的辛酸史，一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水利史。几十年，在历史的长流中不过是一朵溅扬的浪花，而在甘肃史上则是可圈可点的几十年。在这难忘的几十年间，甘肃建成以景泰川电灌一期、二期工程，靖会电灌、皋兰西岔电灌、榆中三角城电灌等33处大中型电力提灌工程。其中，提水级数在十级以上的浇灌工程有7处，9级至5级的有19处。
今天，生活在电灌区的男女老少都知道，没有这些电灌工程，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就不可能有绿色和生机，就不会有富裕的日子，就不会有今日的繁荣和发展。难道这仅仅是建成了一批水利工程吗？不，这些工程在陇原大地上的出现使人们心灵得到了一次大洗礼，观念发生了一次大变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已习惯于在土里刨食。人多好办事，子孙满堂，这在中国人的心灵上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可以这么说，电灌工程在陇原大地上的出现，冲破了甘肃人的这种精神束缚，是生产力的一次巨大的解放。
深山建起了小水利，飞溅的瀑布转化为电能，荒凉的群山架起了管道，巍峨的峡谷飞架渡槽，黄河岸畔电机的轰鸣，潺潺流水滋润着万顷良田……
现代水利的建立冲破了小农经济千百年编织的罗网，但并不意味着根除了产生它的土壤。历史曾为此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制造精美陶器的超群工艺并没有用于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制造华丽的青铜器的冶炼技术也没有用于驱动社会齿轮的尝试；那昂首嘶鸣的马踏飞燕空留下了仰天长啸的叹息；那举世无双的金缕玉衣仅仅成为富人们的裹尸什物。还有它、她、他……如果把遗址文物古迹的制造工艺用于人类的生产过程，那将是一种何等壮观的征服自我的力量。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始终能够迈出这一步。
当我们陶醉于明清鼻烟壶之类精雕细刻的小玩艺时，英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以圈地运动为内容的“羊毛革命”，接踵而来的是以殖民地为战场的商业战争。
经商的人被称为“奸商”；四大发明被称为“奇技淫巧”，从事技术的人似乎从来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就连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上也极少刻上制造者的名字。
1958年，那场规模宏大的水利运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兰州市皋兰县的百眼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吸引着东欧国家的代表团慕名前来参观。然而，这种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仍然带有自我经济的影子，用它来耕种一块小农田是适合的，用它来大办水利就不会有成功的微笑。
其实，这并非是无可避免的悲剧——地质学家早就忠告过，这是浅表层没水！如果当时能有一个人翻翻地质资料，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在那个年代科学仅仅是个无足轻重的字眼，有谁去听从科学的指导呢？
接着的十年动乱，把科技人员糟踏得不成样子，一双双绘制水利工程蓝图的手，被迫拿起了原始的生产工具去挖土开荒，一切技术的权威统统被斗得威风扫地。同时，这一时期由于各方努力和支持，陆续修建了榆中三角城、靖会、景泰一期、皋兰西岔、刘川、巴家咀等大中型电力提灌工程。值得庆幸的是：当20世纪70年代将结束的时候，华夏大地终于迎来了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春天。
1979年1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个农户不顾当时的政治风险，率先实行耕地承包到户，这竟然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新契机。从此，中国农村在历史前进的征程中找到了新坐标，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的农村经济改革诱发了一场全面而深刻的革命，这一切给甘肃水利注入了新的兴奋剂。这些曾经被赶到“五七”干校和下放农村的科技人员相继回到了他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实验室，恢复了科学的尊严。
希望的曙光燃烧着亘古的荒塬，欢乐的乐队响起辉煌的史诗。甘肃人一旦认准了目标，就像他们的大地湾先民一样，会谱写出壮丽的、无愧于时代的篇章。甘肃已经拥有了像丝路时代那样的宽阔胸怀和博大气质。
景泰土林显示了干旱地区的本来面目。现在这里已被开发成了观光区。
河西窑洞
从空中俯瞰，兰州白塔其实陷落在层层黄土之中。
天水市景。该城离小垅山林区不远，可惜的是城区周围已不再像小垅山那样绿树成阴了。
乌鞘岭的生态环境在进一步恶化。照片上的长城两边在古代曾是肥沃的牧场。
他（左）曾是我穿越巴丹吉林大沙漠的向导，民勤人。他的头顶是用干枯的胡杨树枝搭起的凉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