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司马迁只记载了秦直道南北的起讫点，并未说出具体的途经之地，给后世留下了千古未解的悬念。1975年，为了完成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将军交办的编写兵要地理志的任务，中国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史念海教授，在浩瀚的史海中，对有关秦直道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搜集梳理。史念海教授认为，子午岭南段秦直道的记载始见于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在《宁州·襄乐县》条下记曰：“秦故道在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唐襄乐县就是现在甘肃省宁县湘乐镇，其东80里是艾蒿店到五里墩之间的子午岭。另据康熙《鄜州志》载：“州西百余里有圣人条，宽阔可并行车二三辆，蜿蜒转折，南道嵯峨，西达庆阳，疑即（蒙）恬所开者”。富县西从兴隆关至土桥之间约30里子午岭上，现在还可以寻觅到秦直道的遗迹。子午岭北段秦直道记载始见于唐代《史记·匈奴列传》引《括地志》记：“秦故道在庆州华池县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唐华池县则是现在甘肃省华池县的东华池镇。从子午岭现存秦直道遗迹来看，一直循主脉修筑。《括地志》的记载否定了秦直道离开子午岭主脉而东行的推测，究其原因正是要避开洛河河谷的曲折和跨越横山山脉的沟壑。
史念海教授在对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后，更以花甲之年走出书斋，在军区参谋和几位专家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一个多月，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进行勾勒，寻找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秦直道，在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基础上，写出了《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从直道修筑的战略意义、直道起点、子午岭南段、北段、鄂尔多斯高原的直道及其遗迹、直道修筑及其所起的作用等六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史以来第一次绘出了“秦直道”具体路线图：以陕西省淳化县梁武帝村林光宫遗址为起点，上子午岭循主脉北行，经陕西省旬邑县石门关、黄陵县艾蒿店，陕、甘两省交界处的五里墩，至黄陵县兴隆关后，沿子午岭主脉西侧的甘肃省华池县东，再过陕、甘两省交界的打扮梁，到达陕西省吴起县营崾岘，与子午岭主脉上的秦长城重合40里，经吴起县郝林沟南梁，再至甘肃省华池县铁角城，又北经陕西省定边县张崾岘，再往东北行，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北，经东胜市西南，在昭君坟附近过黄河，到达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197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秦直道走向，与史念海教授复原的路线图基本相同，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看法。
史念海教授首开秦直道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先河，为后续研究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十年后，《光明日报》以《为摸清秦代另一巨大国防工程古迹，画家靳之林徒步三千里考察秦始皇直道》为题，对画家靳之林作了新闻报道。以后又有一些考察者发表过有关文章，由于这些考察者所走的路线和史念海教授不同，这就在学术上产生了经地相异的走向问题。读完这些论文和消息后，史念海教授又写了长达三万余字的《秦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一文，从历史地理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质疑并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史念海教授认为，秦时陕北诸县可考者只有雕阴、高奴、阳周、肤施四处。这四个县在画家靳之林勾画的直道路线图中距所说的直道皆甚远，既然经过却和上郡的治所以及县城都没有联系，这在政治方面是说不过去的。若是说富有军事意义，地形选择应具有重要的条件。当时的上郡绝大部分是在现在陕北地区，那时不仅有河流，也有了沟壑，若要军事行动迅速，就不能不考虑到避免地形方面的阻遏。仅仅从这一点来说，这条道路虽以直道为名，却不一定就是南北笔直的。这条道路所经之处人烟稀少，一半在山岭上，一半在草原上，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述各道路所经之地皆提郡县治所和名山大川，而对直道则以“直通之”来概括，正说明了秦时子午岭地区的荒僻，故无从记起。所谓“直通之”，当是直达之意，不能简单理解为两端笔直相通。有的考察者提出直道是经过高奴、阳周和肤施向北延伸的。直道并非蒙恬新勘测的路线，只是在战国中后期的九原、上郡、云阳、咸阳间的旧道基础上改建、扩充而成的。史念海教授认为，经过上郡治所肤施的大道，是秦始皇以前的旧道，也是秦始皇全国驰道的组成部分，与直道无关。秦驰道修筑于秦始皇二十七年，秦直道修筑于秦始皇三十五年，秦政虽苛，亦不致于这样频繁地施工于同一条路。如果蒙恬所修筑的直道只是改造和扩充原来旧道，那就不会出现司马迁所说的堑山堙谷了。有的考察者看到陕西省富县境内的道路遗迹保存得最为完好，就作为判定秦直道至兴隆关后折由蛐蜒岭的一个依据。史念海教授认为，经过今富县、志丹、安塞等县的圣人道为大夏政权赫连勃勃所修筑。始见于宋代《太平寰宇记》。原称圣人道，而非圣人条。圣人道经保安军界一百五里，入敷政县界，即赫连勃勃自夏台入长安时，平山谷开此道，土人呼为圣人道。宋保安军即今陕西省志丹县，夏台即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时为赫连勃勃的都城称统万城。赫连勃勃南行，必然经今陕西省安塞县镰刀湾，唐代称塞门镇，其北十八里处有芦子关，为夏州与延州往来大道。这无疑就是圣人道。高奴故城和阳周之间从地理上是可以直行的，如果绕道镰刀湾就变成了直角三角形，由此而论，圣人道和高奴故城不可能连在一起。富县城西夏太后城的修筑，显示圣人道就止于此地，因此也不可能与子午岭上的秦直道发生关系。有的考察者论述道，汉文帝和汉武帝由甘泉的出巡，所行的就是秦直道。史念海教授认为，汉文帝三年由甘泉经过高奴前往太原，然大要不出南北两途，一由蔺、离石东行；一出定阳。离石即今山西省离石县，东行即可抵晋阳即今太原城下。定阳在今陕西宜川县西北，春秋时就已是晋国通往黄河以西的要道。汉武帝北巡的路程绝大部分是在经过上郡治所肤施的南北大道上，一直北抵五原。武帝和文帝都是由甘泉宫北行的，但并不是说非要遵循这条道路走到尽头不可。由于这些选择了不同路线的考察者，大多是非历史地理学专业的人士，对史念海教授的质疑并未作出专业性的回应。以后，陆续有人关注“秦直道”，据说发表文章的有千余人，实际考察的有二十余人，可能因为考察目的和重点不一样，研究范围仅局限于自己所感兴趣的那部分线路上，对和自己意见不相符的线路不仅不做合理解释甚至不涉及，至今没有见到像史念海教授那样全面系统专业的开创性论文。
近几年，从事考古研究、旅游文化、文学创作、地方史志以及开发利用等方面工作的同志对秦直道的研究热情很高，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关注文化事业的人多了。在普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考量标准的社会环境下，这种非赢利性的文化行为是值得称道的，尽管文化热情有很大的渲染力，但热情过后还是要回归到冷静的理性思考中来。比如，有的考察者提出，秦直道并存有东、西两条支线说，这种观点与《史记》等书关于直道是在九原、云阳之间“直通之”的记载相背离。还比如，有的考察者提出，在陕西省志丹县境内发现以“条”命名的村庄比比皆是，如安条、杨条、李条、何条、周条、刘条、新胜条、胶泥条等都是位于直道沿线的居民点，少数民族称道路为“条”。其实，“条”字在汉语里就是泛指道路、巷里、聚落的意思。一是指街道通称，如北京市东单三条、长巷五条、安乐林头条；二是指小街道，如河北省石家庄市正东街北一条、天津市南开三条；三是与“巷”、“里”相同，如太原市吉林一条；四是指聚落通名，如武汉市赵家条。据相关媒体报道，2011年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子午岭上兴隆关一带进行了考古发掘，面积约250平方米。发掘表明，兴隆关南边为典型秦直道，东线发现的两层路面则是秦和西汉的，西线发现的两层路面是东汉以后的，由此“东线说”被肯定，“西线说”被否定。应当说这个发掘成果很重要，为研究秦直道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在所谓西线尚没有深入考察和所谓东线与秦驰道和圣人道之间关系尚存在较大歧义的情况下， 250平方米的一个点的发掘结果尚不足以否定长达约1800里的一条道路，现有发掘和研究成果尚难以形成颠覆性的说法。单从文献学角度看，唐代距秦汉时期相对不远，唐人在编纂《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等地理书时，完全有可能直接采用东汉以来的文献资料做依据，假如没有其他与此相违异的史料记载，是可以作为可靠的文献依据来复原相关秦汉地理内容。此次考古还发现三个发掘地点都有人为破坏直道的现象。考古人员推测可能是国家采取的军事策略，当秦直道通行200多年后，时值两汉间或东汉早期，中原和匈奴关系紧张，为阻拦匈奴长驱直入就干脆将道路破坏掉了。其实，匈奴以骑行为主，中原以战车为主，双方对道路的要求是不同的，前者受地理条件限制少，易于开辟，后者受地理条件制约大，修筑困难，一旦建成轻易不会改变。北方游牧民族向南进攻，多喜适宜于骑行的川道，这从道光《榆林府志》引马文升《请选差主事赴榆拣选官军》中可窥出，“贼马之来，必由大川而行，宋人御夏，俱于川口修筑城堡”。这虽然是明人论述宋明两代军事问题，秦汉时期匈奴向南进攻也是如此。秦直道主要满足于车行的需要，没有文献记载适宜于川道骑行的匈奴直接利用秦直道南侵的事例。何况，在汉武帝的战略反击下，匈奴已进入衰败期，充满暴戾之气令人生畏的苍狼已演变成毫无斗志的丧家之犬，何至于要采用国家军事策略，即使破坏，对骑兵为主的匈奴也并不能起到阻挡作用。
秦直道具体路线图首次提出至今已36个春秋，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关注者及其文章虽然颇多，但争议的内容仍没有突破史念海教授上世纪80年代和诸考察者探讨的范围。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认为：“古道路因为道路沿用时间较长，遗存破坏严重等原因，考古进度缓慢，秦直道研究的重点难点首先是道路走向问题，这在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争议”。对此观点，我非常认同。时至今日，秦直道走向问题不仅是焦点问题更是重点难点问题，甚至是具体路段考察的前提问题，否则就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在秦直道老话题再次被热议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情况下，我觉得有必要温故而知新，让更多的人系统全面地去了解，在思辨中让“秦直道”变得更清晰，并以此激发学术界同仁努力探索的志趣，为秦直道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提供符合历史地理原貌的专业支撑。（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