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进的秦人在短短的几十年当中，创造出三项让世人惊叹的伟大遗产——秦万里长城、秦兵马俑、秦直道。秦万里长城是从月球唯一能看到的地球上的人工建筑，秦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前两项都成为显学而名扬天下，只有秦直道仍藏在深闺人未识，静静地蟠伏在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之上，在野风中絮絮诉说着昔日的荣光。
中国文化圈的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在公元91年从中国西遁，像一群游荡在荒野的苍狼，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冲破了一道又一道的险阻，三百年的沧桑岁月的磨练磨掉了夹在中间的“奴”字，匈奴人变成了更具野性的“匈”人，走进了肥沃的欧洲草原。还没有从漫长的征途中喘过气来，就遭遇到正像推土机一样向东推进的日耳曼人。两者都是强悍的侵略者，但命运的天平偏向了吃尽苦头的匈人，马背民族凭借着草原的地利，打败了海上民族，导致日耳曼人潮水般地涌入并颠覆罗马帝国。历史的结果，就是这样常常让人意想不到。
西方史学家认为，万里长城迫使匈奴人不能放马南下，不得已才向西发展，从而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改变了世界民族的分布格局。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西方史学家缺乏对秦直道的了解。秦万里长城是防御工事，主要作用是御敌于国门之外，而秦直道是世界上第一条高速战备路，最大功能是将中央精锐部队快速运往草原前线，让士兵免除了征途的疲惫而出塞有力地打击敌人。秦万里长城犹如厚重的盾、满弦的弓，秦直道就像尖利的矛、飞驰的箭，正是尖矛与飞箭才迫使匈奴远遁他乡。
秦直道是为打击匈奴而建的世界上第一条高速战备路
匈奴是起源于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使其产生了极大的侵略性，先秦时期就不时放马南下侵扰，使得中原王朝不得不筑长城以拒之。秦始皇一扫六合后，一改前朝的消极防御之策，命将军蒙恬修一条从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至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长达一千八百里的直道，由于司马迁只记载了直道起止点，给后世留下了悬念。1975年史念海教授在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基础上，第一次绘出了秦直道具体路线图。秦直道南起陕西省淳化县的甘泉山，循子午岭山脊北上，经过鄂尔多斯草原，到达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附近。秦直道的修建形成了南北军事大动脉，不仅改变了农耕民族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促进中原地区社会发展上产生了积极作用，还大大加快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流的深度和速度，使中华文明更具包容性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为改变匈奴在战争中的优势地位，秦修直道便于精锐部队快速抵达草原前线。
匈奴名称最早见于《战国策》等古文献中。匈奴史学者陈序经教授认为，匈奴两字声音上可能是本名，但文字上则为汉族所加的丑名。《史记·项羽本纪》之“天下匈匈”中的“匈”字，指的是喧扰骚乱之意，奴也是一个不雅的称谓，可能就是因为经常骚扰北部边疆，时人因受害而生厌恶之名。《汉书·匈奴传》载匈奴狐鹿姑单于致汉武帝的信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可见匈奴自称为“胡”，而“胡”极可能就是匈奴的急读。
对匈奴族源自古至今众说纷纭，司马迁认为是华夏族。《史记·匈奴列传》中明确指出，“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近人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中，从音韵上说明鬼方、昆夷、玁狁、戎狄、胡、匈奴为同一种族，都非汉族苗裔。国外学者对匈奴种属大致可分为蒙古种、突厥种、芬种和俄罗斯种，以突厥种观点占多数。国内学者主张蒙古种的较多，陈序经教授认为司马迁很注意匈奴人的语言、风俗、习惯，班固曾深入到匈奴人所居住的地方，《史记》《汉书》里都没有提到匈奴人的形貌，假使匈奴人和汉族差别很大，像高鼻、深目、多须等，不会不引起他们的注意，之所以不提，正说明两者大致相同。多数学者认为，匈奴是远古时期居住于北方地区各种原始民族混居、通婚演化而来的民族共同体。很难说匈奴来自单一的氏族或部落，不过在形成过程中，被称为匈奴的那部分，力量较大，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融合后各族类的总称。
匈奴的最初发祥地位于中国北部的阴山和河套地区，早期历史记载不详。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这正是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及其不稳定的情景。根据考古发掘，公元前三世纪，匈奴物质文化已进入铁器时代，冶铁业是重要的手工业。经济上以畜牧业为主，马、牛、羊居多，狩猎占一定地位。习俗上看重年轻人，轻贱老弱人，若父亲或兄弟去世，则可娶后母及兄弟之妻为妻。没有文字也无书籍，不讲究礼仪。没有城镇也无农田，鼓励抢掠，俘虏的敌人则变成奴隶。随着私有财产和奴隶的出现，社会内部分化日益加剧，形成了氏族贵族和世袭权利，于是以漠北为中心，一个奴隶制政权便建立起来了。公元前312年，逐渐强大起来的匈奴开始“驱驰于楼烦（今山西省朔州市）之下”，充分发挥骑兵机动灵活的优势，在无法预知的时间和地点发动奇袭，抢掠人畜财产，对中原农耕民族造成威胁，活动踪迹达到战国七雄中秦、赵、燕三国的边境。
面对游牧民族的铁骑践踏，处于劣势的秦、赵、燕三国为了避免内外作战而集中力量逐鹿中原，都采用了消极防御的策略，一方面向边关用兵去防胡，一方面修筑长城以拒胡。秦昭王修筑长城从陇西郡（今甘肃省临洮县）起，经北地郡（今甘肃省宁县）到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市）。赵武灵王向北打败了林胡、楼烦，也修筑起了长城。赵国长城从代地沿着阴山修到高阙（山名，其山中断望之若阙故名，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建起关塞，设置云中郡（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雁门郡（今山西省右玉县）、代郡（今河北省蔚县）。燕国修筑的长城从造阳（今河北省赤城县）一直到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设置上谷郡（今河北省怀来县）、渔阳郡（今北京市密云县）、右北平郡（今天津市蓟县）、辽西郡（今辽宁省义县）、辽东郡（今辽宁省辽阳市）。秦、赵、燕三国用修长城的方法来抵御匈奴的进攻，都属于农耕民族的无奈之举，农耕民族宅地习惯建围墙以防盗，将自家的院墙加长就形成了长城，用来防御更大更强的盗，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一直鄙视用土做成的墙和房，而这恰恰是农耕民族的看家本领。
秦、赵、燕三国修建的长城关隘虽然险峻，但还需相当的兵力去防守，否则，匈奴会随时南越长城进行侵略。赵国选派良将李牧常年镇守在代郡、雁门郡一带，防备匈奴的入侵。李牧韬略过人，对匈奴作战的指导思想是做好长期防守准备，在“坚壁不出，不令所获”的原则下，不打无把握之仗，该出手时就出手，但总体上还是战略防御，处于守势，其他两国也和赵国基本一样。
这种战略格局的出现，应该说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从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开始，延绵到西南部青藏高原，对中原农耕地区形成一个弧形包围圈。圈外草原沙漠纵横的地带上，繁衍生息着众多的游牧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长期碰撞、撕扯与对垒。农耕民族被束缚在土地上，耕田而食，如果不出现大灾大乱，农民甚少流徙，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兵役制上往往采用兵农分工的形态，必须经过艰苦训练才能把一个追求和平环境下耕作精细的农民变成粗犷敢战的兵士。广袤无垠的草原上不适应农作物生长，这就限定了原住民必须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草原是马的故乡，生活中的游牧狩猎和战场上的格斗打仗基本相同，从小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人只要拿起兵器就是一个兵士。一个游牧部族只要稍加编组，就立即成为所向披靡的武装。草原地带的灾害性极端天气远较低纬度的农耕区来得频繁，一旦出现水枯草乏等天灾，农耕区的富庶便具有了极大的吸引力。因饥饿而躁动起来的游牧人就像看到篱笆墙内猎物的狼，条件反射式地南下掠夺。抢夺财物成了游牧人的一种生产方式，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所指出那样：“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基于上述原因，战争优势往往被兵民合一的游牧民族占据，而经济文化先进的农耕民族则处于守势。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中原内战终止，唯一的外患为匈奴。秦不能不认真对待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公元前251年，秦始皇视察北部边境，总结出百年来消极防御所造成的被动挨打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对匈奴作战的新方针，一方面主动出击，一方面沿袭老办法修筑长城防御。这种转变可在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中窥出：“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戌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沿之，起临洮（今甘肃省临洮县）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今内蒙古自治区狼山）北假（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以北，阴山以南的地区）中”。蒙恬率兵之数在《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史记·蒙恬列传》都记载为三十万。究竟哪一个数字真实，难以断言，姑且以记载次数较多的三十万为准。
蒙恬北伐大军乃农耕民族大规模的主动出击，占据的河南地为今内蒙古河套地区黄河南岸之地。蒙恬所修长城将原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重新修缮，并东西扩展，形成西起甘肃省岷县，沿黄河北至河套，傍阴山，东至山海关的万里防御线。长城是受自然和人文双重影响而在中华文化圈内形成的一条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北为引弓之国，南为冠带之室，但这也不是绝对的。阴山横亘在内蒙古高原，南北自然条件迥然各异，阴山之北只能从事游牧生活，而阴山之南至朝那（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上郡治所肤施一线之间，为可农可牧区，故当中原王朝强盛时，作为农牧分界线的长城也随之北移，衰落时也会南缩。司马迁所记述的字里行间里还透出的重要信息是，秦始皇挟统一天下的威势，命将军蒙恬率三十万虎狼之师，修一条长达一千八百里的快速军事通道，把京城守卫与边境防御结合起来，一有战事，让大军能从咸阳快速抵达边塞进行反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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