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花雨

　　

　　文/张俊彪

　　

　　时至今日，我仍认为，最早以大型舞剧，全景式反映中国与世界开始并繁盛商贸与文化、经济与政治、军事与外交的丝绸之路，是甘肃的《丝路花雨》。这部大型舞剧，从1979年5月上演以来，迄今出访4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3000多场次，观众超过450万人次，使海内外广大观众获知了源远流长的丝绸之路历史景观和璀璨悠久的敦煌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瑰宝。

　　

　　

　　在文化大革命宣告终结的第二年初夏，甘肃举行了大会，原兰州军区政委兼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为代表的领导班子集体退出政治历史舞台，宋平同志担任第一书记，开启甘肃政治历史新时期。我那时二十来岁，在省委宣传部工作两年多。刚获平反昭雪的吴坚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宋平同志的夫人陈舜瑶仍任常务副部长，她是一位老革命，资历很早，级别很高，曾经给王明做过秘书，后来由周恩来介绍，与宋平同志结识，周总理也是他们的证婚人和主婚人。她和宋平同志的很多往事，特别是革命战斗故事，也是那次甘肃换届大会期间，她给我讲了很多。有一天晚上，她要我步行送她，从兰州饭店回青年农场的家中，沿途差不多有五六站地，她还在几处有路灯的地方，停下来看大字报，走走停停一个多小时，听她讲了一路的话。革命、家庭、恋爱、婚姻、学习、工作……坐在她家的小客厅里，已是零点过了。她将小保姆叫起来给我做荷包鸡蛋挂面，继续她的讲述。记得一路上，她穿了一双新买的尼龙丝袜，每走一阵，袜子过于光滑，溜到脚底去了，她就在路边的白杨树下弯腰提袜子。那双尼龙丝袜是前几天她给了我一元钱，让我去街上帮她买来的，还买了别的小用品，找回了二角多钱。她叮嘱我，今后买东西，要开发票或收据。直到这一天的晚上，她才讲了一个小故事：她家所有买的东西，含每天吃的米面油菜，都开发票或收据，一月订一本，一年收在一个用过的大信袋，多少年下来，宋平当年给周恩来做秘书，战争年代几个大木头文件箱更换下来，装满了她家的购物发票。文化大革命，幸好这几箱发票，证实她家所有物品都是花钱买来的，在红卫兵造反派面前给自己证得了清廉。后来我调任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兼主席，也学他们的留存发票或收据的做法，直到退休。

　　

　　

　　一大碗冒着热气的荷包鸡蛋挂面摆在茶几上，上面还漂着翠绿的葱花和香菜。陈部长对小保姆说：“你去睡吧，小孩子，瞌睡多。小张吃过后，碗就放在这里，明早你再来拿去洗。”小保姆打着哈欠回她的小房间去了。陈部长让我趁热吃，还说：“青年人，饿得快。你吃了还得走路回兰州饭店去，防止会上有事找你。”那时候我每月28斤粮票，吃食堂，两三年也吃不到一次鸡蛋挂面。

　　

　　陈部长送我走，顺手关了灯，说：“刚才没带你去会客厅，是因为那里房子大，灯多，咱就两个人，浪费电。”我沿门边的花墙走到院外的小道上，她还站在门边说：“夜太深了。你路上走快一点，小心点，现在的情况还很复杂。”我压低声音说：“没事儿，我当过兵，不怕。”

　　

　　

　　两天后的一个早上，我坐在办公室抄一份稿件，陈部长脚步轻的一点儿声响也没有，她已经站在我的身边了，我才感觉到她来了，紧忙起身。她用手按住我的肩头，说：“你的字写得好。你继续写，我喜欢看你写字。”她站了一会儿，才说：“宋平同志现在工作很忙，差不多白天黑夜都在干工作。千头万绪，问题成堆，身边需要帮手，想多选一两个年轻的秘书，尽量帮他把一些事务处理掉。我向他介绍了你的情况。你上午写个简历，尽可能写得详细些，特别文化大革命，有没有串联造反，参加武斗……我听你说过了，你家在农村，家境不好，年龄也很小，文化大革命停课后，就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了。不过，这些都要写清楚。写好后，交给你们处长，或者办公厅的哪个处长，让你熟悉的处长直接送给宋平同志的秘书。宋平今天早上，会交代秘书的。”临走时，她拉开我的抽屉，放了一包东西，小声叮嘱：“你年轻，工作量大，饿得快，我给你带了点吃的，你饿了，吃一点。手帕昨晚洗干净，搭在暖气片上烘干的。中午下班铃过后，你迟走两分钟，我也迟走两分钟，在楼梯口，你把手帕给我，下次再给你带吃的。”她在五楼的西边，我在五楼的东边，大楼东西两边有楼梯，平时很少有人走，那时上下班和中间休息都打铃，大家习惯走当中宽敞的主楼梯。

　　

　　

　　我想了一个上午，没写简历，又想了一个夜晚，还是没有勇气把简历写出来。宋平是建国前的大学生，给周恩来做了很多年秘书，水平很高，文字能力很强，我们给他起草过署名文章，深知我难以胜任他的秘书。时过两天，我去找陈部长，说出自己的担心。她听了，沉思了许久，才慢慢地说：“你的想法，我回去告诉宋平同志，他这两天还一直过问，有没有人送来小张的简历？……我们会尊重你的个人意见。但是，宋平同志那里，今后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做，还会交给你去做。事先说一下，你要有个精神准备。”

　　

　　记得是在这一年的秋天，陈部长的专车司机小郭来找我，说陈部长叫我去一下。见到陈部长，她让我坐在办公桌对面的一张椅子上，问了一下工作情况，我如实报告：“吴部长交代我们处长，让把我抽出来，独立工作一段，直接由他交任务，单独完成，对他负责。”吴坚对我说，省上的几大剧团，文化大革命乱了十来年，创作没有，演出没有，就那么瞎折腾，闹派别，搞斗争，吵吵闹闹，打打斗斗，告状整人，拨弄是非，派我下去蹲点，每个剧团至少一个月，一一弄清问题，然后向他汇报，下决心整顿，组织创作，恢复演出。陇剧团住了一个月，情况已向吴部长做了汇报，这几天刚到歌舞团。陈部长很有耐心地听完，说：“宋平同志昨晚说，让你帮他找几本反映河西走廊的书，最好是文学作品，文化方面的也行。他最近去了一趟河西几个地区，回来一直在思考，可不可以组织人，对河西一带搞些文化作品出来，一来宣传丝绸之路的历史和现实；二来鼓舞激励人民群众发展生产改变面貌的精神和斗志。”

　　

　　

　　我那时候年轻，脑子单纯，凡事一根筋，不懂得变通，所以没想过去图书馆借，而是在文化界找了几个老知识分子，结果他们的藏书文化大革命中全被红卫兵抄去烧掉了，最后只找来两三本。李季的《玉门诗抄》，闻捷的《天山牧歌》，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送到宋平的手中。过了不多几天，陈部长又找我，谈了宋平的想法：先找几个人，围绕丝绸之路和敦煌文化，座谈一次，听一下意见，能不能先搞戏剧，便于演出，群众接受起来容易，也方便传播。我说：“丝绸之路和敦煌文化，最适合搞的剧种是舞蹈，舞台综合艺术效果比话剧、秦腔和陇剧都会好一些，也便于展示那种美轮美奂、多姿多彩的地域风采。”接着，组织歌舞团的主创人员，开了座谈会，拉开了《丝路花雨》的创作序幕。

　　

　　数月过后，进入1978年，经过编导人员集体讨论，主创人员执笔，初步完成了剧本，原名不是《丝路花雨》，也是几易其名，最后试演前，才确定了《丝路花雨》这个剧名。开始排练前，演员大体确定下来，但围绕女主角英娘这个舞台形象，剧团内展开了许久讨论，是由已成名的老演员担纲，还是由青年演员主演，难以形成定论。最后，团里将两种意见的利弊得失一起提交给我，让我去请示吴部长。我心里想，这样的小事也上交吴部长，把剧团演员之间的矛盾，甩手交给最高领导，让领导帮剧团去惹人，实在说不过去。我当即对几个剧团领导说：“我个人意见，老演员与青年优秀演员一起排练，主角多上几个演员，最后谁演得好，观众喜欢谁，由谁主演。但主演也不能只是一个两个，最少应有三个四个，因为舞蹈演员，排练和正式演出过程中，难免会受伤，而且大型舞剧，全场两三个钟头，一个人一口气跳下来，也有体力问题。女演员还有生理期或者生病问题，所以，多几个演员，新老演员一起上，还可以相互学习。”最早演英娘的演员，共四位：贺燕云、傅春英、张丽三位青年新秀和一位有经验的老演员。最终公演后，剧团和观众逐渐确立了贺燕云的A角英娘的舞台形象。几年后，贺燕云在北京读中央舞蹈学院，我读鲁迅文学院。在她的宿舍里，她用一个很大的方形饼干桶招待我吃饼干，那饼干桶上就印着她出演英娘的彩色剧照。她说，有一年在上海出演后，专门赠送她的纪念品，只做了两个。

　　

　　到了1979年的春夏之交，歌舞团在排练厅举办《丝路花雨》的审查彩排，要我请省里领导来观看。我先报告陈部长，希望宋平能参加审看彩排。隔天陈部长告诉我，宋平准备去定西贫困地区，调研在定西干旱地区如何发动广大群众，退耕还林，种草种树，改变植被，防止水土流失，在发展林草的同时，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她转达宋平的意见，我们小范围先看，然后将情况报告给他。第二天星期六，下午三点，在歌舞团排练厅，观看彩排。

　　

　　我骑自行车，穿过雁滩十多里地，在东岗西路北面的歌舞团排练厅，先看了准备情况，然后和主创人员一起，在大门口等候吴部长、陈部长、文化厅霍仰山厅长，还有宣传部文艺处长，文化厅戏剧处长，总共五六个人。这场演出，将近三个小时，观众就是这么几个人。演员中，只有三个主角脸上化了妆。其余百十个演职人员全都是素面便装，但演员们使足了精神，的确十分投入。音乐也只有主要的几个演奏人员，因为舞台阵容规模宏大，没有乐队的空间。彩排后，演员退场，主创人员希望听到领导的意见，但吴部长和陈部长都没说话，只跟大家道别，分头乘车回家去了。我知道，他们要听宋平的意见。主创人员围着我，希望我说几句意见。我年轻胆大，实话实说：“演员的确很卖力，很投入，精神状态很好，情感也很饱满。贺燕云饰演女主角英娘，舞台扮相好，据说脚部受过伤，还能排演得这么娴熟优美，很不容易。如果能在剧院正式演出，舞台效果会更好，再加上场景、灯光、化妆、服饰、音乐、场技……我想，那会更好的。”我推着自行车跟大家说话，陈部长的司机小郭从大门外跑过来，说陈部长要我坐她的车，一道回去。我说自行车怎么办？他说放在剧团，明天我找时间送你过来，反正你在这里蹲点上班。剧团的人将我的自行车接过去，送我到大门外陈部长的车里。果然，陈部长问我的意见。我把刚才的话又重说了一遍。她听了，快到青年农场大门口时，才又问：“那你的意见？”我是个直性子，说话从来不用脑子想，更不会转弯儿，随口就说：“大型舞剧，将近三个小时，没一句台词，没什么政治问题，艺术上可以继续完善。我的意见，先让剧团在文化系统内部试演，边演边听大家意见，继续加工修改，直到公开上演。”

　　

　　

　　歌舞团经过一周紧锣密鼓的紧张准备，5月23日，在兰州黄河剧院首演，主要是面向宣传文化系统的干部职工。演出前，我告诉剧团的主要领导，让四个英娘扮演者轮换出场，不论A角B角，都有个亮相的机会，让观众评选最喜欢的演员，然后，再确定A角和B角。

　　

　　不多几天，得知那位老演员自己退出了，贺燕云A角，傅春英和张丽B角。时间不长，傅春英因《丝路花雨》火爆走红，也趁势去了美国。贺燕云和张丽，自然是这个舞剧的第一代英娘的固定A角和B角。

　　

　　陕甘两省，戏剧是秦腔的天下。甘肃的兰州，是戏剧大省，如同陕西的小说，新疆的诗歌，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前，甘肃的诗歌也是举足天下，李季担任中国作协甘肃分会主席，代表作《王贵与李香香》；闻捷担任副主席，名诗《复仇的火焰》。甘肃的戏剧创作与演出，在国内也是鼎立天下，无论历史剧还是现代剧，无论秦剧还是陇剧，尤其是话剧，都产生过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品。如建国初期的道情剧《枫洛池》，后来成为陇剧的奠基之作；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周恩来连看三次，最后推荐在北京怀仁堂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演出；话剧《岳飞》，田汉对剧本高度评价，中央戏剧学院作为教材，先后多次进行教学排练；还有话剧《远方青年》《滚滚的白龙江》和歌剧《向阳川》等，都奠定了甘肃戏剧大省的创作实力和演出劲爆。但甘肃的大型舞剧，直到《丝路花雨》的问世，才改写了舞剧名扬天下的声誉。然而，甘肃人不喜欢看舞剧，两三个钟头，没一句唱腔，没一声台词，尽管舞台缤纷华丽，演员美如仙女下凡，音乐如梦如幻，但观众的屁股却坐不稳当，要么拿了票不来看戏，要么进了剧场坐一会儿就拍屁股走人。《丝路花雨》才演了两场，后一场只来了百十人，还三三两两地退场，让演出人员在舞台上泄气，提不起精神。《丝路花雨》刚问世，就面临着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生不逢时，生不合地。

　　

　　

　　星期天早饭后，我在省委东楼单身宿舍四楼自己的房间里，一个人关门读鲁迅的书。小郭敲门进来，让我去办公室给陈部长家里打电话，好像有急事，一再叮嘱要务必找到我，不得有误。

　　

　　陈部长在电话里说：“宋平同志早饭后已经去中川机场了。昨天晚上，接到外交部和文化部的电话，有一个100多人的欧洲文化考察团，都是欧洲各国的文化官员，其中有不少人是外交使团的官员，今天早上从北京途经兰州，去参观考察敦煌。宋平同志临出门时，突然想到，欧洲人喜欢看舞剧，今晚从敦煌回来，请他们看《丝路花雨》，听一下外国人的意见，看是我们剧的问题，还是观众不喜欢舞剧的问题。这事，让小张去安排。”我问吴部长知道不？她说，谁也没讲，宋平同志让交给你去办。我问，要不要报告吴部长，不然宣传部、文化厅、歌舞团，谁听我的？还有，一场大型演出，还有100多个外国客人，剧场的水电、安保、急救，一切都得想到，我能调动谁？她说，你只负责演出，其他方面，省里昨晚已经布置下去了，外国使节到哪里，有关单位会提前到位的。

　　

　　

　　时间紧，我不能骑着自行车去通知领导了。坐在办公室里，先给吴部长家里打电话，他听完报告，说：“我没接到任何人的通知，这事你自行处理。”我接着把电话打到霍厅长家里，他听了，头一句就问：“吴部长是怎么说的？”我实言相告。他听了，沉默一阵，说：“你直接通知歌舞团。”我急了，说：“这事你得告诉厅里相关人员，至少戏剧处长，黄河剧院归厅里管，得厅里安排，还有水电要确保，也得厅里再动员文化口的职工去看，不然偌大的剧场，空空荡荡，没几个人，国际影响不好。外事无小事。再说，宋平同志要亲自带着外国客人来观看。你是老革命，但这事，你得负责任。”我放下电话，骑着自行车，就往东面的歌舞团疯跑。

　　

　　我到了歌舞团，他们已经接到了通知，全团都异常兴奋，一听宋平第一书记，还有外交部和文化部的几个司局长，带着欧洲文化外交使团看演出，信心倍涨，劲头十足，同时也十分紧张，担心演出有什么意外，不好交代。我和主创人员说了几句鼓劲的话，建议将团里的柴油发电机拉到剧场，防止突发断电、停电事故，还建议三个英娘扮演者全部化妆到场，以防临时演出受伤；并且提出，晚八时正式演出，全体演职人员最好提前一小时到场，仔细全方位熟悉剧场；戏剧处长和团领导，下午务必去剧场，全面查看水电等设施和消防安全通道，防止发生任何意外。

　　

　　

　　文化外交使团下午从敦煌返回兰州中川机场，路上两个多小时后抵达七里河友谊宾馆，晚餐后半个小时到达黄河剧场，观看《丝路花雨》。原本我想将剧场放在西关什字的兰州剧院，离友谊宾馆十多分钟的路程。霍厅长说，兰州剧院条件好，但舞台小，乐池小，只适合演话剧。黄河剧院条件简陋，但舞台大，乐池大，大型舞剧演员阵容大，只能在这个剧场演。这样，路程长，客人来的时间就多，担心观众坐不住，出现纷乱。但也无奈。

　　

　　演出前，观众大体坐满了剧场，只留了当中将近两百人的座位，预留给文化外交使团还有随行人员，当地工作人员，公安便衣人员。客人到了机场，宋平那里便有专人与我联系，电话会每隔半小时打到剧场来，询问演出准备情况，也告诉我客人行进到什么地方，大概什么时候能到剧院。欧洲的官员在敦煌多看了将近一个小时，飞机又遇上下午河西走廊上空的强对流气旋，到达友谊宾馆时，已是晚上七点半，估计演出要到八点半。到了八点，观众开始躁动起来，我先后三次站在台口，请大家耐心等待，也报告客人的行程以及迟到的原因，请观众体谅。大概在八点二十，宋平带着一百多位外国客人，还有几十位工作人员，神速有序地落座，鸦雀无声，令兰州的观众大开眼界，惊叹不已。这场演出，将近三个小时，外国客人的掌声不断，台上的演员也备受鼓舞，演员与观众，情感融汇，就连坐不住的兰观众，也受到感染和激励，随着外国客人一起鼓掌，剧场里翻滚着欢乐的喜气，激荡着掌声的雷鸣。

　　

　　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正是这场演出，真正改变了《丝路花雨》走出去的历史命运。欧洲的文化和外交官员，白天在敦煌实地考察，晚上又欣赏了再现丝绸之路历史和敦煌文化的一场大型舞剧，不用翻译，绘画、舞蹈、音乐、艺术原本就是无国界无民族无语言障碍的。文化部和外交部的官员回京后，汇报了这场舞剧演出的实况，还有外国客人的高度赞扬，从而引起国内极大关注，国外也有了反响。同年10月1日建国30周年，《丝路花雨》应邀进京献演28场，誉满京城，获得文化部创作一等奖和演出一等奖，11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专场演出，受到在京各级领导的认可和赞扬。接着，南下广州，连演30余场。次年，开启了出国演出的扬帆远航。这一演，数十年在国内外，反复上演，经久不衰，创造了中国大型舞剧长久演出的神话。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面向全国选调40岁左右的厅级干部，我作为文化厅级人才，调任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兼主席，创建特区文化新天地，改变“文化沙漠”的历史貌况。贺燕云读完中央舞蹈学院，留校任教，三十来岁已破格评为副教授。她来深圳在文化场所打工一年多。她多次见我，希望来深圳市舞蹈家协会工作。因为她来之前，我刚从内地选调了一位青年舞蹈家担任舞协主席，她迟来一步，如果让她留下做副主席，我亦为她深感憋屈。我只好劝她返京归校，带学生，搞艺术，钻研艺术理论，著书立说，广育天下桃李。她回校不久，评为教授，应该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一位大学教授。有一年春节，国家总理去大学给知识分子拜年，专门点名见了她，全国的电视和报纸，都有了一幅她和总理亲切交谈的合影，令我羡慕又高兴。

　　

　　在新世纪之交的那一年，甘肃省文化厅李文衡厅长带《丝路花雨》剧组100多人，出访美国等三个国家，演出十多场，归来途经深圳，我和深圳文联的艺术家，在一家酒店设宴接待。李文衡在省委宣传部，我们同一个办公室坐了数年，他又是著名文学评论家，十多年后在深圳相见，又是从美国进行文化交流载誉归来，挚友相见，喜从心来。我在祝酒辞中，回顾了《丝路花雨》的创作与演出过程，令在场的人们大为惊讶，因为大家第一次听到许多鲜为人知的过往故事。李文衡陪我挨着十几大桌文化演职人员敬酒时，说：“这次来的人，你连一个也不认识。这个剧，英娘的演员已经换到十几代了。你说的那些故事，许多情节和细节，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真该写出来，让大家都知道。”

　　

　　而今，甘肃省歌舞团，早已更名为甘肃省歌舞剧院；黄河剧院，早已改名为敦煌大剧院；《丝路花雨》的剧名未变，虽然演职人员换了十几批，但她的剧情和艺术没有变，她依然在复活着沉睡了千年的敦煌艺术与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开启着一条传播中华文明的智慧之路。在新时期的征程上，我们又重祭陆上丝绸之路的雄风，重启海上丝绸之路的远航，丝路花雨，飘飘扬扬，纷纷飞飞，年年月月，永永远远……

　　作者简介：

　　张俊彪：陕西省旬邑县人，1952年11月生于甘肃省正宁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创会理事，曾任甘肃省文联专职副主席、深圳市文联主席、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创会主席。主要作品有《幻化》三部曲(《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省委第一书记》《曼陀罗》《鏖兵西北》《最后一枪》《血与火》《山鬼》《没有陨落的太阳》《神泉》《牛圈娃》《刘志丹的故事》等29部，主编《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五卷)《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简史》(上、下卷)等大型史典，作品获国家和省级文学奖21项。

　　

　　2021年12月3日于深圳

　　

　　原载《华文月刊》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