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嘉德秋拍“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于11月16日收官。其中亮相的一组关于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系列信札和手稿颇值得玩味。今以当年史语所职员游寿离职一事为例，通过这些信札、手稿，一窥抗战时期学术界生态之一斑。

    1937年11月，傅斯年以总干事一职担负中研院西迁之重责，辗转大半个中国，经桂林、昆明，最终迁至四川南溪李庄。在艰难的迁移之中，史语所先后发生了两起所内职员胡厚宣、游寿先斩后奏，自行离所的事件，令傅斯年大为“火起”;而真正令傅斯年“火起”者，乃请假一举背后的原因以及信函的“不实不确”之辞。

    游寿（1906-1994），字介眉、戒微，福建霞浦人。1934年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生班，师从胡小石，获硕士学位。抗战期间曾在中博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金石部及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至南京，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副教授，1951年任山东师范学院副教授，1957年自愿支援边疆，调哈尔滨师范学院任教。游寿的书法极精，被沈鹏誉为20世纪“杰出的书法家之一”,曾任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游寿所作的这篇《伐绿萼梅赋》文采清丽，若有寄托，行文整散结合，错落有致。结尾“望东阁兮彷徨，抚余襟兮哽噎”更是余韵悠长。此赋标明写作时间和地点--“卅四年十二月初稿于李庄”,结合游寿其人的经历，对末尾的“哽噎”更易生出深深的感喟。

    尽管游寿向被视为“金石气”与“书卷气”并举的女性书法家，但她的学术造诣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游寿曾在中博院任筹备处助理，负责整理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物、金石拓片，着有《金石甲骨论丛》《金石文献纂论》等；在史语所任图书馆馆员期间，她写成《金文策命文辞赏赐仪物》《汉魏随堂金石文献论丛》等文，但是，游寿的学术着作得以出版者绝少。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何以几乎无专着传世而仅以书家留名？通过游寿和董作宾，傅斯年和那廉君的系列信札，恰可以解释在李庄时期史语所发生的这个事件的原貌。

    《伐绿萼梅赋》是游寿1945年冬天在李庄完成的文学作品。游寿与林徽因、庐隐、冰心并称“闽东四才女”,同学沈祖棻形容年轻时的她“穹庐雅谐意飞扬”“少年好弄惯操觚”,甚至“见说尖酸到文字”.恃才傲物、率性而为的游寿将《伐绿萼梅赋》的背景设置在李庄板栗坳史语所所在地，其内容的“象外之意”不容忽视。

    1946年2月28日，游寿修书一封呈送时任史语所代所长的董作宾向其汇报工作。但是5天以后，她就匆匆自行离所，之后才写信向傅斯年请假。在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中，详细介绍过游寿给傅斯年请假的情况。但是游寿先斩后奏的行为并未获得傅斯年的认同。在此篇呈文的旁边，傅斯年粗笔批注“写有刺，使人看见火起”,可见其对游寿的反感之情。

    那廉君时任史语所图书馆馆长，游寿的上司。傅斯年1946年4月10日“致那廉君信札”,较为全面地概括了自己对游寿的看法及其对此事的处理意见。

    从此信可知，游寿在1945年因在工作交接、住处、办公房诸事上予人“不平则鸣”的印象，令傅斯年心生反感。此番又见“骂董先生信”,加之游寿自行离所赴渝，最终使傅斯年决定将游寿的文章从已经装订完毕的《六同别录》中抽出，甚至不惜“用刀将此四页割去”,重新粘贴封面、目录。

    《六同别录》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共收有27篇论文，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诸多领域，被认为是史语所对中国人文科学做出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文抗战的成果展示。可以想见，游寿的文章被强行“抽去”对她意味着什么，而傅斯年通过此举表达出的愤怒之情也可见一端。此信最后，傅斯年甚至叮嘱那廉君记下、抄下相关信函、文字，以备与游寿“打官司”对证之用，可见，傅斯年与游寿至此已然彻底决裂，彼此不留任何回旋余地。

    若将与游寿有关的三件拍品联系起来查看，则游寿离所一事的脉络更为清楚。傅斯年1943年借调游寿至史语所，本有培养人才之意，但双方性格均颇有棱角。傅斯年雄才独断，嫉恶如仇，“以有各种不如意事，时有暴怒”.游寿特立独行，程千帆认为其性格乃“交游中所稀见”.学术路向上，傅、游二人也多有不同，傅斯年主张运用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厘清中国的学术材料，建立起“科学的东方学”,游寿毕生走的是金陵旧学之路。以上种种分歧又因书信这种战时特殊的沟通方式得到强化。此事件之后，游寿离开了史语所。之后的学术生涯中她也对史语所的那段经历三缄其口。后游寿自请支援边疆，晚年在黑龙江“且为闲人作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