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病榻梦痕录》一书推崇备至，奉为中国自传文学典范之作。《病榻梦痕录》是清代汪辉祖的自传，他20岁就开始幕僚生活（师爷）。这部自传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师爷”自传，笔触平实生动，揭秘了清代基层政治生活的实际操纵者“师爷”们的一段秘史。

　　这部自传，对了解师爷生活及中国清代社会实际状况皆有较高的文献价值，由于成书的年代并不算久远，也易得易见，胡适曾打算将其按新式标点断句校定，重新出版。

　　由此，他与周作人进行了学术交流，并为后世学者留下了重要书简，《民国斯文》一书记载了当时的细节，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学术研究与时代背景。

胡适盛邀周作人

　　校勘《病榻梦痕录》之前，胡适心里有个疑问，即自己手头收藏的一些版本到底年代如何，质量究竟如何，彼此间内容的差异做怎样的取舍等，一系列专业问题还有待彻底证实。

　　于是，他想到了读书颇精、藏书颇丰的“启明兄”---周作人，就去信与其谈论起这部“师爷”自传的版本研究。信中写道：

　　启明兄：

　　《病榻梦痕录》，寒斋竟无一善本。早年所得，有同治元年本，今已被人取去。此时所存，只有一部光绪十二年山东局本，因为曾用红墨水点读，故不曾借与人。此外尚有一部大字旧刻，字体颇精，如病字、严字皆作古体，不从俗书，纸色颇旧，无序无跋，亦无“采余”,当年我颇疑心是嘉庆元年“夏月付梓人”之本。但卷首有像赞，中有“行年七十”之语，则已在嘉庆元年之后了。也许像赞是后加的。昨兄尊示，知尊处藏本甚富，我想借看你的道光六年本及咸丰元年本一校。请便中带到校中，不胜感谢。同治六年活字本，我也不曾见过。我很想把此书标点付印，作为一种古传记的整理本子。但今日少年人多不谙旧刑律，每苦不能句读此书。也许我可以把我的点读本补完，就用来付印。老兄若能许我写一序，我一定点完此书。

　　适之廿六·一·五夜

 
　　从信中来看，《病榻梦痕录》在胡适手中，原本至少有三个版本，即同治元年本、光绪十二年本，还有一本年代稍早，但尚不确定具体年月的本子。胡适对周作人提了两个请求，一是要借书，即借阅周藏道光六年与咸丰元年本；二是求序，将来校点出版此书时，要周作人来捧场支持。

　　那么，周作人如何回应胡适的盛邀呢？

胡、周二人之间的学术交谊

　　1937年1月11日，周作人写了一篇《女人的命运》，发表在2月16日的《宇宙风》杂志第35期上。4月18日又将这篇文章稍微作了修改，篇名易为《双节堂庸训》，后来收入他的个人文集《秉烛谈》。写这篇文章的缘起以及后来修改补记，都多少是因胡适这封信而起的，也可以从中看到胡、周二人之间的学术交谊。

　　按照周文中的说法，胡适这封信寄来时，他刚好逛了一趟旧书摊，而且恰巧淘得了一册《病榻梦痕录》的节钞本，以及该书作者的另一本着述《双节堂庸训》。为此他又约略忆述了他对这本书的阅读史及所过眼的版本，他写道：

　　天气很好却觉得冷的很，勉强把东西两路的书摊约略一看，并不见什么想要的东西，但是也不愿意打破纪录空手而回，便胡乱花了三四毛钱，买了三册破书回来了。其中一本是《钦定万年历》，从天启四年甲子起，共百四十八年，计七十四叶。这于我有什么用处呢？大约未必有，就只因为他是“殿板”而已。又二本是《双节堂庸训》六卷，《梦痕录节钞》一卷，都是汪龙庄的原着。我初见龙庄遗书时在庚子、辛丑之交，以后常常翻阅，其《病榻梦痕录》三卷最有兴趣，可以消闲。近来胡适之、瞿兑之诸先生都很推重这部《梦痕录》，说是难得的书，但据胡先生说他所藏的没有同治以前刻本，瞿先生着《汪辉祖传述》，卷首所模小像云据《龙庄遗书》，原刻亦不佳。寒斋藏书甚少，《梦痕录》虽想搜罗，却终未得到嘉庆中汪氏原刊本，今所有者只是道光六年桂林阳氏本，有像颇佳，又咸丰元年清河龚氏本，与《双节堂庸训》合刻，复次则同治元年盱眙吴氏即望三益斋本，合《学治臆说》等共为八种，此后《龙庄遗书》各刻本皆从此出，据吴序则《梦痕录》等又即从龚氏本出也。《梦痕录节钞》有同里何士祁序，无刻书年月，大抵是光绪中吧，书别无足取，不过也是一种别本，可以备《梦痕录》板本之数而已。

　　当然，周作人这次淘书经历，并没有什么特别“捡漏”的奇遇。三本书里，他也并不觉得那册《梦痕录节钞》有多特别，他认为“这回所买的书里我觉得最有兴趣的还是那一册《双节堂庸训》”.从文章篇名及内容来看，都是在写这本书。不过后来他写了一段补记，轻描淡写地提到了他对胡适这封信的某种回应。补记曰：

　　胡适之先生有一部《病榻梦痕录》，没有刻书年月，疑心是晚出的书。后来经我提议，查书中宁字都不避讳，断定是嘉庆时汪氏原刻，这样一来落后的反而在前，在我们中间是最早刻本了。

　　原来，胡适手中那册不能判定年代的《病榻梦痕录》，经周作人查证，其实就是最早的版本“嘉庆时汪氏原刻”.这样一来，胡适本人就已经拥有了梦寐以求的最早版本，也不必参阅周藏的另两个年代稍早、但不是最早的版本了。

　　但不知为什么，胡适最终也未能将这册书校点完并交付出版，周作人的序言自然也就不必再写了。

胡、周二人走了两条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7月9日，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胡适离开北平，随后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当年9月就去了美国，做非正式的外交工作。至此，胡、周二人天海两隔，通讯中断，再也没有机会，再也不可能有心情去畅谈关于《病榻梦痕录》的版本问题了。在二人日后的各式文字中，再也看不到这本书的踪迹了。

　　可胡适对《病榻梦痕录》的兴趣似乎依旧浓厚，持续终生。直到1953年，62岁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做了一次以“传记文学”为题的演讲，演讲中再次讲述这本书的种种好处。

　　演讲介绍了两部“中国最近一二百年来最有趣的传记”,即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与罗思举《罗壮勇公年谱》。可以体会得到，胡适仍然对《病榻梦痕录》兴趣盎然，他仍然打趣说这部“自传”是“名符其实”的“做官教科书”,他仍旧推崇其史料价值，认为此书对了解当时的司法制度、宗教信仰和经济生活很有帮助。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