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藏品至今下落不明

　　1942年，孙佩苍在陪都重庆公开展示部分收藏，而在展示期间，这位收藏家竟离奇猝死。蒋碧微在《蒋碧微回忆录》中曾写到：“这时正值重庆雾季，整日灰蒙蒙的一片，气压非常的低沉。忽然成都方面传来了老朋友孙佩苍逝世的消息，使我们忍不住默然泪下。孙字雨珊，为人足智多谋，是我们天狗会的天师，他一生俭约，省下钱来专门搜购艺术作品，所以他的收藏极为精美丰富，如今异地身亡，他的家属还在陷区，这样的结局，实在太凄惨了……”然而，关于死亡的真相，至今寻而未明。

　　令人唏嘘的是，孙佩苍逝世后，生前很多藏品神秘佚散。到了1969年，在“文革”中，其夫人姚淑荣颠沛流离苦心保存30多年的大量美术品又被迫捐献。

　　原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常任侠在1989年所作的《冰庐失宝记》（华夏出版社1997年北京第1版）中，对其中的部分收藏有如下记载：“自1952年起，我兼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长，为馆收集不少珍贵书物、古艺术品。其中重要的是孙佩苍在欧洲德、法等国为过去北平研究院收集的一批名画家的油画，解放后归科学院……其后孙佩苍家中所藏一大批西洋名画原大的印制品，也收归本院。这些美术品印数甚少，其第一二张，例归该国美术馆保藏。孙氏在前数张中选购，仅下真迹一等，也甚不易得。徐悲鸿先生常盛赞孙氏的辛勤和精鉴，在他身后由本院保藏这些珍品，也出于故院长的教导。在当时教学资料稀缺的情况下，这批珍贵画片曾在我院教学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文革”期间被迫捐献的藏品，孙元则介绍，“这批画终于在1986年得以落实政策。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归还藏品现场，一件件美术品包括油画、国画、铜器、石膏像、瓷雕梦幻般地展现在我眼前。”他说，“我终于亲眼见到祖父的收藏，这些收藏丰富而精美，其中不乏中外著名画家如徐悲鸿、吴作人、任伯年、虚谷、亨利·卢梭、苏里科夫、迪亚兹的作品。”

　　然而，这次归还却还存在许多问题，列宾、库尔贝、普桑、德拉克拉瓦、陈老莲等名家作品不见了。“我无法看到中央美术学院拒不交还的孙佩苍手稿和笔记，因此无法完整描述他收藏的故事。”孙元说。

走在找寻祖父的路途中

　　陈丹青认为，中国在西洋绘画收藏上，“百年以还，只有一位孙佩苍”.他说：“只有一位孙佩苍，不足羞，唯其仅止一位，格外难得，格外可敬：以一国之收藏论，孙佩苍此举固不足引以为傲，以近世国运之艰困论，却是足可传为美谈。然则小到画圈、同仁，大到社会、国家，若果然尊崇艺术，志在文化，早该给这批收藏好好保管了，建一座小小的美术馆，虽与美俄日本无可比，也算有过这么一份收藏，有过这么一个人。孙佩苍的儿子长期不敢在履历中填写父亲之名，孙佩苍的孙子年逾花甲始得找寻祖父，而祖父的全部收藏，迄今不完整，也讨不到清楚的说法：这样的’私人‘恐惧，这样的’藏家‘命运，何谈自建美术馆？无怪如今市面上层层叠叠的所谓中国现代美术史，就我所见，没有一书、一页、一句，说到这份珍贵而离奇的收藏，说到孙佩苍。”

　　陈丹青表示，“今日有权有钱的腕儿，何止百千，投资艺术品，动辄论亿。投资、收藏，不是一回事，这是都该知道的；今官家有钱了，斥巨资各地建造美术馆，窥内情，十之七八不过是借机圈地，兼以吹嘘政绩；私人美术馆倒也竞相起造，固有良性营运者，其多半，或动机有诈，或想当然耳，或空空荡荡，或滥竽充数，也早是广为人知的通病。所谓美术馆，首要看在收藏，收藏，又须看在藏品的精当。孙先生哪里可比当代的豪阔，可哪位巨富做过孙先生当年做成的事，又哪位藏家拿得出这份收藏单？”

　　在陈丹青看来，“今要在欧洲市面得一件德拉克洛瓦或库尔贝，便是西人，亦属妄想了，一如张大千徐悲鸿过手五代北宋的真迹，已成传说。孙佩苍不曾错过上世纪30年代的游学，独自做了决断。他靠的不是聪明、财力、背景，而是民国人做人做事的憨。凡民国有为之人，莫不身后留祸，及至湮灭无闻。所幸孙佩苍留有这批珍藏，而他的孙子，正以手中撰写的这本书，走在找寻祖父的路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