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是后世之师，至少要影响后边的两三代人，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像普什图语这样的语种出版机会不多，所以，我们工作非常认真。”车洪才说。

　　在编纂中，为了让每个词的释义都尽量准确，在原文解释的基础上，车洪才又找来普什图语俄语、普什图语波斯语、波斯语英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等多种版本词典互校来确定。

　　编纂词典的内容涉及词的搭配，还要列出适量的例证，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成语、习语和谚语。

　　“这本词典虽然不是百科性词典，但由于语言背景比较特殊，涉及历史人物、风俗习惯及与宗教有关的词条，也用简单的文字略加介绍，免得读者无处查阅。”车洪才说，自己有时候转了一上午，为了确定一个词，而有时，一天也搞不出几个词。

他和搭档整理10万张词汇卡

　　除了要付出时间，词典编纂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两个人，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一个手工做起来的托架，还有一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

　　为了排版和保存的方便，词汇需要逐个抄写在卡片上。团队里，宋强民主要负责抄写和中文的润色，没钱购买卡片，车洪才和宋强民托关系找到一个印刷厂，将印刷剩下的边角料收下，再切割成10cm×15cm规格的卡片。

　　从1978年到1982年，车洪才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词典的编写上。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这是词典约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量。

　　然而，之后一系列的工作调动使车洪才被迫暂停了编纂工作，盛着10万张卡片的文件柜在他的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待了好几年。车洪才不放心，有一次回去正好办公室装修，他发现卡片竟被工人们铺在地上垫着睡觉，发了一通脾气以后赶紧将卡片都拿回家，一一查验后发现还是少了很多。

　　“后来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看这些卡片。”搬回家的卡片就这么放着，车洪才看一眼都觉得心里难过，“那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此后，车洪才和张敏对毁坏遗失的卡片进行过一次补录。

当年的任务被渐渐遗忘

　　10万张词汇卡抄写完成，词典的编着工作进度是70%.正当任务讲稿完成时，车洪才与他的搭档的人生经历变化，任务渐渐被遗忘。

　　“好像没有人再提起这本词典，它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后期的主要编纂者之一张敏告诉北青报记者，在变化的时代里，大家都各搞各的工作去了。

　　在车洪才提交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纂材料中，团队有6个人。车洪才与张敏是主编，最早参与进来的宋强民也在编纂团队名单里。

　　宋强民忙于工作，后又去了美国，车洪才自己的命运也因国家安排而不断变化，编纂词典的任务无暇顾及。

　　当年踌躇满志地接下编纂词典的任务，到2012年小心翼翼地拿着材料走进商务印书馆，历经34年。其间，车洪才回校教书，参与新专业建设，借调外交部在中东从事外交工作。

　　2000年年初，车洪才和张敏都被返聘回高校教授普什图语，其间为教学筹备编写了4本普什图语教材，但受限于普什图语软件的缺乏，文字书写差异在编写教材中难以克服。直到2003年，车洪才在瑞典的一个阿富汗语网站找到一款普什图语软件。

　　普什图语词典的任务也在2008年前后得以恢复。此时车洪才和张敏教完两届学生，正式退休。两人没有事务牵挂，一碰头，决定就做了出来--将词典剩下的部分做完。

　　“国家与个人都在经历变迁，从中阿关系，到商务印书馆，也都在变化着。”商务印书馆外语室主任崔燕试图向北青报记者解释国家任务为何被遗忘。但最后，她也说不太清楚其中原委。“情况变化太大了。”崔燕说。

　　“他的团队人太少。”崔燕对比大部分中型以上词典的编纂工作，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团队的工作。崔燕回忆，当车洪才拿着词典的材料来到商务印书馆时，外语室编辑团队心生敬佩，决定要做出这本词典。

　　“这个群体，多是不计名利，把文化传承视为担当。”崔燕从这位老教授身上看到老一代辞书人的典型特质，“你要知道，编纂一本词典，并不能作为科研项目，很多年轻的学者并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

　　如今所见的重要辞书《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都是在1975年列入国家任务的。生于同时代的许多词典早已赫赫有名，而《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还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