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乔石住在中联部宿舍区一幢两层小楼的楼上。我去后对她说，研究室工作对我来说完全是一项新的工作，任务艰巨，并且要坐冷板凳，也要放弃所学的外语，恐怕难以适应。

　　郁文说，现在中央要求打开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对研究室来说都是新的工作，大家都在边干边学，但她相信我一定能胜任。

　　乔石详细询问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主张、群众基础和各类活动实施情况。我一一作了介绍后，他说：“你了解不少情况，还有自己见解。你在使馆这几年的工作对研究工作是有用的。中联部研究室是进行综合性研究，对你来说也可以说是新的工作，但可以触类旁通。我赞成你到研究室工作。”乔石问郁文：“研究室人员中有从使馆回来的吗？”郁文答：“还没有。”乔石指着我说：“那你现在是第一人。”

　　谈话不断被红机子保密电话所打断。乔石接了几次电话后对我说，请你再谈谈德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情况。

　　我说，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实行比较成熟的有法律规范的股份制。我谈了陪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着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宦乡在德国考察的情况。考察结束后，宦乡得出一个简单而重要的结论：没有西门子的西门子。意思说，西门子家族在西门子公司的股份已微乎其微，西门子公司的大部分股份既有政府的，也有社会的。

　　据厉以宁回忆，后来乔石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一直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法工作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一系列重要经济立法就是在那期间确定的。

　　乔石说话语速很慢，声调不高不低，有浓重的吴侬口音。他问：“听你口音像是南方人，家乡在什么地方？”我说：“浙江镇海。”

　　“那是柔石的故乡，我是浙江定海人。过去定海也叫镇海，因为重名而改为定海。但我出生在上海。那我们是同乡了。”乔石说。

给我布置第一份功课

　　一个星期之后，接到中联部干部局的通知，我被任命为研究室时事政策处处长。这个处有七八个人，从事形势与政策研究，负责为部起草报送中央的形势分析报告和对外政策建议，还要为部领导起草重要讲话。

　　上班第一天，郁文就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说：“老乔要我把中苏论战的几份材料给你看看。老乔和其他几位部领导认为，对十年‘文革’中央已作出决议，而对此前的中苏论战尚未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清理。中联部是当时中苏论战的主要参与单位之一，我们有责任整理一下，搞得好也想上报中央。现在已经搞了一年多，形成了几份部内讨论稿，你可以看看，也可提出意见和看法。”

　　这是回中联部后的“第一份功课”,我必须认真做好。我用了三天时间，查阅了有关资料，书面提出了几条意见。最主要的一条是，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温床”.最近两年，我写了两篇关于中苏十年论战的文章（注：其中之一《中苏大论战中的中联部》，发表于本刊2013年第8期），也是源于乔石布置的这“第一份功课”.

　　1983年7月，中央任命钱李仁为中联部部长。乔石不再兼任中联部部长，但他在中央书记处里仍然分管政党外交工作。

　　乔石离任后，有一段时间仍然住在中联部大院里。他保持着晚饭后同郁文一起散步的习惯，只是因已是中央首长，后边总尾随一名警卫。

　　一天傍晚，我从部外回来，迎面碰上他俩在散步。乔石招呼我，我忙迎上前去。警卫跑上来，问我是干什么的。乔石说：“我们聊聊天，请你退后。”郁文说：“我们散步也要跟着，提过几次意见，要求取消，也没有用。”乔石说：“无非叫我脱离群众，可能人家会说我官做大了，架子也大。”

　　乔石问了我在研究室的情况后，要我谈谈对“国际主义”和“超越意识形态”问题的看法。我简要说明后，他说：“苏联长期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名义来控制别国党，干涉别国内政，名声很不好。我们也为此吃过大亏，要研究一下，慢慢淡化和不提‘国际主义’为好。”他又说，对意识形态，应该“超越”而不“回避”,可以“求同存异”.

有人告状说我是乔石侄子

　　1984年底，胡耀邦向中联部提出，要在党中央机关带头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中联部决定，由研究室领导任新闻发言人。

　　之前，郁文已接替李骥担任研究室主任，我任副主任。一天，副部长朱良到办公室找我谈话。他说：“部领导本来请郁文任新闻发言人，但郁文提出，她由于身份不方便，推荐你为发言人，部领导已同意。”

　　为此，中联部成立了新闻局，任命我为新闻发言人。这等于把我一下子从冷板凳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我感到很困难。在讨论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的部务会议上，部长钱李仁要求我，胆子要大一点，可以有小错误，不要说“无可奉告”.

　　当新闻发言人确实有“风头”,报上经常有名，电视有时“出镜”,但也有风险。外国记者往往根据他自己的理解刊登你的发言，容易引人误解，遭人批评，甚至被人“打小报告”.

　　我求教于郁文，她听后笑着说：“我正好也要找你。有人向中央告状，说你是乔石的侄子，所以当上了发言人。真是无稽之谈。我已向中央作了说明。老乔对我说，情况说明了就行了，清者自清。”

“让外国人能听得进去”

　　1986年12月，郁文调动工作，我接任研究室主任。她的新工作，是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总干事。

　　“文革”之前，中联部受中央委托，负责指导“工（会）、青（年团）、妇（联）、和”的外事工作。“和”即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简称“和大”,主席为郭沫若，地址在北京台基厂1号。

　　“文革”时，“工青妇和”的外事活动基本停止。“文革”之后，“工青妇”对外活动逐渐恢复，但“和大”活动迟迟未启动。台基厂1号也归了外交部主管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对外友协）。

　　中联部同对外友协也有密切的工作关系。由于以前党际关系只局限于共产党之间，同亚非拉各国以及日本、欧洲社会党左翼的来往主要由对外友协出面进行。

　　从70年末、80年代初开始，中共逐步建立了同各国各类政党的关系，但这需要一个相互了解的“过渡”.于是中联部提出对外友协归其主管，得到中央批准，但由于时任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不同意而没有落实。

　　李一氓想到“另起炉灶”.他与时任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乔石和朱良等商议，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经中央批准，于1981年9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国际交流协会。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