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国协定》系手抄文件，并盖有印章。共两页，日期为一九三六年十月至十二月间，有轻微褶皱与褪色，四角折损，上缘有回纹针留下之污迹与穿孔。第二页为副本，与正本几乎完全相同。

　　这份国共《抗日救国协定》是继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多次协商后，由毛泽东亲自拟定并签署的。文件开头明列协议之目标：即对日本武装抗战、保卫中国、收复失地；实现抗日联合阵线、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原本希望张学良以东北军统帅身份签署这份文件，然而张学良却在西安事变期间将文件交由蒋介石签署。国共虽未能签署这份书面协定，但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共双方同意共同抗日，并且释放在抗日活动中被捕的人士，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所谓《张群密函》共三页，一九三六年九月至十二月初书于南京。收信人为蒋介石，内容提及中日谈判。密函用的是蓝色信纸，边缘有折痕，并由轻微褪色。原信封写有机密字样，封口盖有小缺口，并微微翘起。

　　张群当时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他在此信中表示，接获驻日大使许世英传来电报，说明日方有意愿重启谈判，但又担心张学良此际投效抗日势力。许世英表示，日方担心抗日事件与日俱增，要求蒋介石展现决心，管好属下，摆平抗日势力。张群于信末表示，这可能是日方的最后通牒。

　　这封写给蒋介石的信最终为何落到了张学良的手中？是蒋介石交给了张学良还是张学良从中拦截均不得而知。但重要的是，张学良从中得知了一个重要信息，蒋介石宁可与日军谈判，而不愿与共军谈判，这无疑促成他最终发动了兵谏，逼蒋联共抗日。

　　本次拍品中最具收藏价值的当属张学良的《告别信》，最终以85万美元成交，创出本次拍卖最高价。

　　该亲笔签名信有五枚签名，共八页，落款日期为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置于红色小皮套内，磨损极轻微。应当系张学良由西安飞往南京途中所写的告别信。

　　张学良十二月二十五日将蒋介石释放后，选择与蒋介石一同返回南京。抵达南京后，蒋介石立即下令将张学良逮捕，以军法审判。张学良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但最终以软禁形式度过终生。

　　告别信中称：“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为误国。平生以信义自诩，不期有今日。余最痛心者，为日本小鬼所快意。余不愿见亡国之事，愿自了，而使他事好了，并盼当国诸公良心上加以醒觉。介公方面，余已再三陈之矣。想介公聪慧过人，乞再察良言，良为三叩首矣。”

　　张学良还叮嘱家人，“兄（父）生性直鲁，救国有心，为事之计，西北端起，非余所初计。余只身来京，期了去，以救国家身，勿日本帝国主义所快，不期有今日，余不愿留求一身，而使事变，更生枝节，余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余当负其责也，愿张氏子孙为国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愿世世勿忘，传弟、妹、子、侄、女、甥、儿全体。”

　　信的末尾张学良向宋子文、詹姆士·奥德（时为张的英籍管家）、谭恩波将军及另两人交代张家财产的分配。

　　是谁收藏了这么多历史密件？他的名字虽不见经传，他的故事却堪称传奇。

神秘藏家见证历史瞬间

　　在众多有关西安事变的记述中，都未曾提及“海岚·里昂”的名字，但正是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外国人，曾经拥有此次拍卖的所有藏品。

　　海岚·伯德·里昂生于1908年，1973年去世。1925年到1934期间里昂曾在好莱坞担任过普通演员、特技演员。移居中国之前，他在洛杉矶近郊的柏班克担任专业飞机维修师，随后于1934年追随他倾慕的女艺人克莱尔前往中国上海。

　　在一封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写给外祖母的信中，里昂描述了自己来中国后获得第一份工作时的情形：“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早晨，我接到张学良大元帅的机械师的电话，他叫我马上前往龙华机场，说有工作给我做。龙华机场位于上海南边十里处……我抵达龙华机场后，科尔告诉我大元帅从美国订了两架飞机，今早刚刚送到，但还未组装，零件还在箱中……张大元帅的飞机本应送往南边一百里处的杭州空军基地，或内陆五百七十五里外的汉口军营，然而因为木箱体积庞大，才决定在上海就地组装，组装好再将飞机飞到内陆。”这份工作里昂先生当时只做了两周，却因此接续上自己与张学良的渊源。

　　也许是看到他在龙华机场的出色表现，原本已拒绝了里昂的“中国航空公司”转而决定聘用他做永久职员，因为这份工作里昂几乎飞遍全中国，有时修理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有时收拾坠机残骸，他每次必照相记录，并写信回家。在华期间他积累了数千张照片，内容包括一九三零年代中国的城市及田野生活、里昂曾经维修过的中国航空公司各种不同的机种、中国军队阵式、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以及其他事件的记录。

　　事实上，在张学良周围有一个由外籍专业人士组成的工作团队，成员包括飞行主管朱利叶斯·巴尔、飞行员罗亚尔·伦纳德（曾着有《我为中国飞行》一书，昆仑出版社2011年翻译出版，书中记载了张学良与宋美龄乘机到达西安的情景等），以及张学良的英籍业务总管詹母士·奥德，里昂因为当初组装飞机而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被原公司派到偏远地区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里昂应张学良飞行团队负责人朱利叶斯·巴尔之约出任专机副驾驶，不久后里昂就成为张学良特别信任的亲随。

　　一九三六年，里昂先生被奥德先生派到汉口担任教官，随后在西安事变爆发当日与另一名机械师前往西安。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一份文件中记载：“我们被军警包围，不准离开空军基地，不准碰自己的个人财物，连上厕所都要有人陪同……”西安事变期间，里昂先生与另几名飞机驾驶者负责来回载送会谈人员。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后，两人一同飞回南京时，里昂就在那架飞机上。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他在写给外祖母的信中说：“目前局势依然诡谲。已经三周了，但北方军队与南京的国民军依旧谈不拢。我的工作则是陪陪詹母士·奥德先生，充当他的保镖。张大元帅的二房，一位非常貌美的赵小姐，很幸运地在九日从西安逃了出来，十一日抵达此地。真是惊险！搭载赵小姐的飞机是晚上飞进来的，我和奥德先生到机场去接她，把她带回家……现在赵小姐每要出门，总是会叫我陪同她。”信中同时还记载着当时的复杂的间谍活动，提到了包括尾随五名跟踪美国人员的俄国人，以及逮捕一名代号Pick的欧洲双面间谍。

　　西安事变发生不久，张学良委托里昂担任赵一荻与幼子的贴身侍卫。接下来张学良被监禁，而里昂先生协助赵一荻母子处理家务，并驾驶飞机带她们四处为张学良奔走。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