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前后19年，纵横18省，占领过600座以上的城市，曾建立过版图辽阔的国家。按曾国藩的说法，是所谓“僭号之贼”,与“流寇”完全不一样，在所占领的城市里往往一住就是几年，最长的达11年。太平天国是如何治理这些城市的，其治理之道究竟能给后人怎样的启示，都值得认真探究。

“开衙”的不如坐衙的

　　1853年3月21日，太平天国占领南京，随后定都于此，改名天京。约从这年夏天起，开始逐步建立起城市管理体制。

　　在1856年之前，太平天国并没有设立省级行政单位，只是有“省”这个名目而已，在郡、县两级分别设立了主官总制、监军，称为“守土官”,管理城市日常行政事务。

　　然而事实上这两级城市主官仅仅是“开衙”--设立了行政主管机构，“坐衙”的却另有其人，他们要么是当地驻军长官，要么是由天京特派的高级官员，以“持印主理民务”的名义主持城市事务。如安徽繁昌县，主官理应是繁昌县监军，但实际负责人却是当地驻军将领、殿右八指挥杨某。刑事、治安等行政权限大多掌握在这些军官、特派员手里，守土官所能切实管辖的，除了不属于城市行政范畴的乡官事务，就只剩下户口、赋税、征发、清洁卫生和商业管理等次要事务，且这些事务也往往受到军官、特派员等的干涉。

城市变成了军营

　　可以说，太平天国对城市功能的认识始终是存在偏差的，认为城市的功能只有两个：一是获得物资，如军火、军需、粮食的补充；二是获得一个稳固的要塞，安置家属，抵御强敌。

　　前期太平天国把天京几乎变成一个大军营。除当兵外，男人分别被编入负责各种杂务的“诸匠营”,女人被编入女营、女绣锦营，老人和残疾人被编入老民馆、能人馆，所有百姓家庭都被拆散，夫妇不能团聚；城里的商业时断时续，即使允许开业时，也由国家机关给本取利；原本遍布城中的菜地，都被没收成为“天朝菜园”.这等于是“全民皆兵”,城市行政、民务被划归军队系统兼管也就不奇怪了。后期虽然恢复家庭，有限度地默认小商业发展，但“吃皇粮”的依旧是主体，城里平民最多时只有12万人左右，而军队、各级官员属员和他们的家属，差不多也有相当或更多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天京的城市功能一直处于畸形状态。

　　庞大的“吃皇粮”队伍很快让城市不堪负荷，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最终到了顿顿喝粥都不够的地步。太平天国不得不解散大兵营，恢复家庭，却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把城市人口看作消耗粮食的累赘、滋生奸细的土壤，动辄疏散、驱逐。早期天京粮荒最严重时，曾借口出城抢割稻子，把几万妇女骗出城去然后关闭城门，任其自生自灭；后期被认为对城市贫民较为爱护的李秀成，他所委派的苏州民务总理熊万荃也曾坦白地劝城里平民搬家到城外，因为他们在城里“给军队添麻烦”.

　　没有了城市居民，太平军就可以将城里较好的房屋都变成衙门、军营和办公场所，仅在天京城南，1864年初就有1000多座王府；可以把较差的房屋拆毁，旧砖用来熬制火药所需的硝石，木料用于加固工事；还可以在城里任意修筑篱笆、炮台，也无需担心奸细或令人头痛的供应问题，只要喂饱军队和军属的肚子即可。至于此举让最大的摇钱树变成了最大的财政包袱，便无暇顾及了。

　　太平军占领城市的一大目的是经商，他们每到一座城市就忙不迭地“招商”,吸引中外商人前来兜售从粮食到木料，从洋枪洋炮到八音盒、阳伞在内的各种新奇产品，以满足军队和官员的各种需要。但他们对商业的认识也仅限于此，在天京城内，早期的商店要由佐天侯衙门开具执照，本钱由国家“圣库”出，经营所得全部上缴；一度允许老人开设的茶馆，必须标明“分文不取”,以免经营者赚钱后变心。在江浙等地城郊或城内，后期出现了军官、要员偷偷和当地人合股的“官倒”店铺。这些店铺挂着“特许经营”的“天朝某店”牌匾，可以不向当地守土官纳税。而没有牌匾的“个体户”即使按章纳税，也难免被拆迁到城外、摊派杂税或干脆封门的命运。在太平天国的城市概念中，商业是可以存在的，但必须对军人们有用且无害，否则实在麻烦，还不如关门的好。

　　既然城市管理的一大要素是避免麻烦、提高安全系数，那么除了要把闲杂人等赶出城去，还必须加强出入管制。在太平天国的城市里，都严格执行着“挥子制度”,不但进城者要手持“挥子”（即由某实权部门开出的特别通行证），甚至出城也要领“挥子”,这些通行证过时作废且时常更换，以免被奸细利用。为了确保“挥子”制度有效，签发部门被严格限制在几个高级衙门，如在天京城，后期只有洪秀全两个哥哥、几个侄子的签字有效。为便于管理，还需要关闭若干城门，如天京城有13座城门，但只有6座城门开放，其他都被封死。

　　这种通行证制度让正常的城市生活、商业变得寸步难行。

天国门牌：“公益”变“敛财”

　　太平天国行政管理的一大创举，是门牌。

　　门牌是一张大白纸或黄纸，约一尺见方，上面书写户主、家属、仆役姓名、性别、年龄、职务等，并盖有核发机关的官印，在颁发机关留有存根。

　　最早核发门牌始于1853年7月的天京城，发明者是当时负责天京城治安工作的北王韦昌辉。在1853~1855年间，天京城的门牌都由北王府签发，盖有韦昌辉的官印。

　　编立门牌的好处，是便于统计人口、兵力，为兵力征集、人力统筹和后勤供应提供准确数据，也是为了便于城市管理，防止奸细和不法分子混入，更有彰显天国统治权威的意义。因此从设立到太平天国覆灭，门牌制度在太平天国辖区内始终盛行，不但城市里有，在有条件的乡村，同样把编门牌、领门牌当做大事来抓。

　　门牌制度如能切实贯彻，原本可以方便城市管理部门进行各项统计、管理工作，但后期门牌被异化为政权象征甚至敛财工具。行政当局只看各家各户是否挂了门牌，而不管门牌信息是否准确，甚至收了门牌费，就把空白门牌下发，让各家自行填写。嘉兴、吴江等地都曾出现接任的军政首长上任，发现家家户户都挂了门牌，官方档案里却没有存底的咄咄怪事。太平天国末期，由于天京城内贫民太多，李秀成打算用自家的钱、米赈济，却连城中具体人口都弄不清，只得让饥民自行到他王府门前挂号登记。

　　不难看出，由于太平天国领导人抱有浓厚的小农意识，将城市功能简单化、割裂化，不重视城市的多元化功能，在其管理的城市里用粗放的行政框架、简单粗暴的管理手段，来经营最丰富、最活跃、最生活化的都市，结果导致许多繁华城镇和太平天国政权同归于尽。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