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世人敬重的一对模范夫妻，然而，因周恩来一贯严格要求自己，也会在很多时候“委屈”邓颖超。建国初，周恩来就曾压下邓颖超的一级工资。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都是靠党员缴纳党费开展革命活动。有了武装力量后，也用打土豪等方法筹款或向社会上同情革命的人士募款。但这些经费都是有限的，远远不够支持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那时参加革命的人都是不拿工资而是实行供给制，条件好点之后才发点有限的津贴经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2年下半年，党和国家才考虑发工资进而将供给制改为工薪制。最初的工资定级标准是参加革命的时间和担任职务高低。

　　邓颖超是1924年在天津加入共青团，1925年3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的。后来她又长期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过中央妇委委员、中共六大列席代表、中央机要局局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她不仅是中共的一名重要领导人，而且还是国民政府的参政员。因此，确定工资级别时，邓颖超完全可以定为行政3级或4级。但是，邓颖超和周恩来一样，严于律己、谦虚谨慎，她只要求给自己定为行政5级工资。

　　据曾跟随周恩来20多年、后来担任周恩来行政秘书暨西花厅党支部书记的何谦回忆，当年他拿到中央和中组部关于西花厅工作人员工资的批复件后十分高兴，在总理稍有闲时就见缝插针向他汇报。他先汇报了中央批定邓颖超的工资为行政5级，后又一一汇报其他人的工资定级情况。总理一直微笑着静静地听。当汇报得差不多时，总理突然问：“何谦，你的工资批定的是几级？”“中组部批的是行政12级。”何谦高兴地回答。“那么李银桥呢？”总理又问。“行政13级。”何谦回答说。“他为什么比你还低一级呢？”“他是1940年参加革命的，我是1938年参加的。他比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晚了两年。”“这好像不好吧？”周恩来像是自言自语似地说着、思考着。忽然，他眼睛一亮，对何谦说：“走，我们到大姐那里看看。”

　　于是，何谦随着周恩来到了邓颖超的办公室。遵照周恩来的意思，何谦一进门就把中央审定邓颖超的工资为行政5级的批复件放到了她的办公桌上。这时，周恩来望着邓颖超说：“小超呀，你最近身体不好，上班也不正常，现在中央还批准你拿行政5级的工资，我看你拿6级就够了。”

　　邓颖超从周恩来的眼神里似乎觉察到了什么，连忙毫不犹豫地说：“好呀，我是新的‘夫唱妇随',你的意思我照办。咱们就向中央打个报告，请求再降下一级，拿行政6级的工资吧。”说完，邓颖超立即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向中央写了一份要求将自己的工资由行政5级降为6级的报告，并让何谦转报中央。

　　何谦随周恩来回到办公室后，周恩来又用深情的目光望着何谦说：“何谦呀，我看你是不是也向中组部打个报告，自请降下一级工资好吗？”就这样，何谦和李银桥不但所任职务为同一职级，所拿工资也完全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