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大将是中央军委确认的36位当代军事家之一，在其戎马一生中，对办军事教育有着深厚的感情，与军事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难忘的烽火抗大岁月

　　许光达1908年11月19日生于湖南省长沙东山市萝卜冲，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许光达受党组织派遣，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1927年7月毕业后，许光达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炮兵营任见习排长。1929年7月，许光达被派到中央军委在上海举办的军事训练班学习，9月被派往洪湖苏区。1930年2月，他参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任参谋长。7月，红六军与红四军合编为红二军团，他改任第十七师师长。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许光达任第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后任第八师师长。1932年1月，许光达在应城战斗中身负重伤。因苏区医疗条件差，于同年夏被送往苏联治疗。伤愈后，许光达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7年11月，许光达奉命回国。

　　1938年1月，许光达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许光达渴望工作，很快，他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当时的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罗瑞卿，教育长是刘亚楼。1938年5月，刘亚楼赴苏学习，许光达被任命为教育长。在抗大，许光达努力工作，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为抗大制订的教育方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贯彻到学员中去。当时，延安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许光达与学员们一起挖窑洞，一起上山砍柴，他的身体力行，对大家是极大的鞭策。抗大为党培养了一批批坚强的革命战士，许光达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

　　延安时期的许光达不仅在政治上成熟，在理论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在这里，他发表了多篇军事学术论文，这些文章的突出特点是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阐述问题。许光达撰写的文章主要有《抗大最近的动向》、《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论新战术》、《军队的组织问题》、《红六军历史材料》、《历史的回顾》等，较系统地阐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军队建设、开展游击战争及战略战术等问题。

　　许光达具有很高的战略眼光，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清醒的分析，有科学的预见。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以闪电战术横扫西欧14国，并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攻占了苏联的大片领土，世界为之震惊。一些人认为闪电战所向披靡，是最新的作战方法。而许光达却在1939年7月31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闪电战的历史命运》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苏德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认为希特勒的闪电战在苏德战争中必然失败。5个月后，苏联红军就对德军发起了反攻，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德军元气大伤，直至步步败退、垮台。战争的进程印证了许光达的预见。

　　1939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抗大总校在罗瑞卿副校长率领下，离开延安，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办学。延安留下部分教员学员，组成抗大三分校。当时三分校的学员多是1939年以后从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先后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共1758人。

　　1939年10月，中央军委对三分校的工作进行检查，发现存在形式上的铺张而不大注意教育的倾向。为了加强分校的领导，1939年10月，中央军委任命许光达为三分校校长。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整顿抗大问题的指示》，许光达带领抗大师生决定切实转变三分校的工作方针，把学校工作的中心放到教育与党的工作上来，强调一切工作服从教育。许光达等校领导采取一系列措施，先后提出了“埋头读书”、“深入教育”、“提高教学质量”等口号，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启发学员学习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同时，从组织上建立了学习小组制度；号召政治工作人员参加教育工作，把完成教育任务的问题作为党支部工作的中心问题；树立行政工作以教育为中心的思想，改善教学后勤，保证学生有较好的学习环境。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校的各项工作走上了以教育为中心的轨道，在争取知识青年思想的转变上取得了显着的效果，教育质量也提高了一步，较好地完成了教育任务。

　　许光达在组织领导学校的教学与建设的同时，亲自参加教学活动，讲授军事理论课。他还勤奋钻研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军事着作，并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军事学术论文，先后发表了《战术发展的基本因数》、《论新战术》、《军队的组织问题》等文章。

　　由于抗大三分校校长许光达慧眼识英雄，原十七路军上校参议、山东省委军事部参谋主任、抗大三分校教员童陆生，成为该校参训队的战术教学导师。当时参训队没有现成教材，要自己去写。编写教材本身就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加上当时延安的资料又少，困难就更大得多。童陆生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挑灯夜战，一本三万多字的教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编印好了。开课前夕，学员中有不少议论，说童陆生不是领导机关的部长，不相信他能教好。这种议论很快传到许光达的耳朵里，他怕影响童陆生的情绪，立即找到童陆生说，童教授不要有什么顾虑，要相信自己，开课那天我来主持。年轻的参谋军官们听说许校长亲自主持，早早便挤满了演讲厅。许光达首先把童陆生的情况详细作了介绍，之后说：“行与不行，童教授一讲你们就知道了，现在请童教授上课。”语音刚落，童陆生大步登上讲台，慢慢地摘下军帽，把教案放在桌上，迅速把教材发给大家，然后开始讲课，童陆生从传说中的姜太公讲到汉朝的张良、三国的诸葛亮，然后讲到八路军的参谋工作。童陆生旁征博引的讲解，使全场的学员们心服口服，都称赞他课讲得好。

　　曾长期在抗大总校和分校担任队长、政治指导员、教员等职务的曹慕尧，亲历了许光达在抗大总校和分校的这段岁月，对于许光达的作风和人品感触良多。

　　据曹慕尧回忆，他从1937年春天到延安抗大，经常接触许光达，那时候见首长很容易，很随便。有些事情需要当面请示汇报，随时可以进入他的办公室，每次都得到热情接待，他不但倾听意见，而且立即回答，及时解决问题。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一点官架子也没有，是真正的“良师益友”.

　　1939年秋天，抗大三分校审查干部。学校的保卫科执行了康生制定的“深挖”方针，不进行调查研究，也不翻阅档案材料，仅仅看了曹慕尧自己填写的履历表上，记载了原先在白区工作时的一件往事，就决定撤掉曹慕尧的职务，开除党籍，搬到延安城南门外的抗大招待所去，听候审查。曹慕尧作为一名军人，当然只能服从命令。曹慕尧在招待所住了好多天，也不见上级派人来谈话。闲得很无聊。一天，和住在一起的一位叫东光的同志聊天，这位同志愁眉苦脸地说：他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九一八”事变后离开沈阳，在关内流亡多年，他参加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也接触过一些国民党人士，发现国民党确实对打日本不热心。后来跑到延安，投向共产党和八路军，进了抗大，编在东北干部队学习，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党支部委员，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很复杂，这次审查干部，被组织怀疑，看做是阶级异己分子，准备送出陕甘宁边区，让个人自谋职业寻找出路。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