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奎的肩周炎也是这两年得的，“每天趴在桌上看简、读简，肯定舒服不了。”可身体上的痛楚，他们从未放到心上。“坐得住不难，难的是每一天都在接触未知，任何一个人的储备量都难以企及。几乎每一刻都得边学边做。”治学“孜孜以求”的第二重境界，在清华简的研究中，也呼之欲出。

　　“实在太广博。经常有一篇拿出来，一段文句，一个字也不认识，像是古人随便撒了一把字模，又随便拢了拢，拢到了简上。”“很多字根本看不懂，看懂一个都高兴得不得了。”李学勤时常感叹“清华简比原来想象的更丰富”,“即将公布的第四辑，有一篇文献是有关数学史的，我们发现了最早的算表，这就超出了很多人的研究领域”.而在研究中，类似于这样的认识几乎每天都在刷新，几乎每一个人在已经“扬名立万”的年纪，仍要“多做一些功课”.

　　更多的时候，反复追寻、研究，以至无数次推倒重来。清华老馆二楼的那间大会议室，盛满了对历史真相无限接近、再接近的探求。而这种“兼收并蓄”的第三重境界，在李学勤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的字，我们读了很久，都没有读出来。直到有一天，李先生特别高兴地跟大家说，他觉得应该这样读，还写了文章来论证。后来在吃饭时，我无意中表示了些许疑虑，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观点，你猜先生怎么做的？”说起这段往事，李守奎依然感慨良多：“先生说，’有疑虑，就把我这篇释读从报告里撤下来。学问，来不得半点偏差‘.”

　　“科学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发现，都有强烈的兴趣支撑。做学问不能有功利心，否则永远都体会不到那种发现后的喜悦。”李学勤说的，何尝不是他自己做的？在这条注定寂静一生的道路上，这样的叮嘱始终萦绕在团队每一个人的耳边、心间。

　　为文明担纲：“不能慢啊，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

　　很难给李学勤的身份下个准确定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还是文献学家？似乎是“十项全能”.可他给自己的定位始终只有一个：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者。

　　实在是不想让已到耄耋之年的李学勤太过操劳，也心疼这些为清华简而来的人才，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总是反复叮嘱：“可以慢一点，再慢一点。”

　　但是，李学勤的脚步丝毫慢不下来。他急的是，能在自己精力更旺盛的时候，用扎实可靠的报告，给逝去的历史、现在的同仁和后辈的学者一个交代。因为按照现有的速度，清华简的整理工作至少需要15年，所以他总是希望，“多做一些，再多做一些”.

　　李学勤说，“我们必须充当好’历史关键的链环‘”.“当一个社会的物质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会愈发渴求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又将怎样走向何处。从这个意义来说，历史就像是若干碎片，发现得越多，复原的可能性就越大。清华简选择了我们，也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这就是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工作成果，最主要的不是我们写什么论文，而是整理报告；写整理报告目的不是给出什么结论，而是提供研究的基础。”李学勤反复强调材料乃天下所共企，“清华简是属于所有人的。”

　　他看重的，还有茁壮成长起来的古史研究新生代。王国维先生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多源于新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通过清华简这个新发现涌现出来，我们希望未来能培养出更多致力于出土文献研究的年轻学者。”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来自历史，同样来自现实。

　　“前两天我跟法国高等师院专门研究术数的汉学家马克吃饭，还没坐下，他就着急打听，新一辑整理报告什么时候出来。”一句“为了这一辑，我们已经等了四年”,让沈建华和整个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心中腾起更足的干劲，“美国、日本专门开了学习班，攻读清华简；芝加哥大学正准备把第二辑译成英文……”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90年前，《华盖集》开篇，鲁迅先生这样说。

　　斗转星移。如今，这个时代的重担落在了李学勤和他的同仁们的身上，“爱国需要读史，一个国家想真正崛起、想站起来，就必须要正视他的历史。”李学勤说。

　　让历史告诉未来，自信的中华文明正用扶疏的枝叶向世界展现旺盛生命力。

　　又一个清晨。李学勤和他的团队再次坐在那张熟悉的长几前。第四辑将要呈现在世人面前，先人们的智慧杰作又多了些可供探究的发现。同时，第五辑的释读工作已悄然开启。依旧是满满的日程，依旧是谦逊的态度，曾经留白的历史在他们手中重现，但他们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也仅仅做了一点基础性的工作。”

　　当历史清晰重现的时候，写进历史的，还有中国学人对待历史、对待学问、对待真理的态度和为之付出的努力。